一名记者与领导的血泪抗争史
张
闲暇时,我会翻看一下以前采写的新闻作品。然后我便会时而哑然失笑,时而摇头叹息。
我把这种情况告诉好友。好友说:这是你新闻业务进步的表现。只有步入更高的境界,才会对过去的作品不满意,或者看不顺眼。
我已届三十“高龄”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现在身边的同仁大多是从高校刚出来、充满生气的GG、MM们,而三十岁在新闻从业者中确属高龄了。“西方的一些记者是一辈子的记者,拿了普利策奖一样是一名记者”,似乎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在这种情况下,我还会继续进步,这是不曾想到的事情。
倘真如朋友所说,我迄今还能取得些许进步的话,于我而言,将是一个鼓舞。在新闻的道路上,我还应该继续求索。然后期待着若干时间后,对着现在的作品,继续哑然失笑,继续摇头叹息。
其实,新闻这条路,我有好多次动起不想走下去的念头。比如遇到精神挫折时,比如遇到物质诱惑时。
还记得,曾经给海军部队上课时的情景。军人始终给我一种庄严感。我是非常尊崇军人的。是他们对新闻写作的热爱,让我同样消除紧张,努力地把自己并没有多少富余的“心得”,一一与他们分享。
那一次比一次响的掌声,以及后来不断有不同的人给我发来他们的“习作”,很客气地让我给他们“指点指点”时,我方才明白,原来,原来在这个世界上,竟然有那么多热爱新闻写作的人。
这也让我不再“过度”谦虚地推却所有的讲课邀请,并且在讲台上多了一份从容。
因为我同样是一个新闻事业的痴迷者。
我有理由放弃自己热爱的东西吗?
我也必须得承认,自己还是有很多缺点的。这直接导致我在业务上曾经陷入过被动,不能尽情地去体验新闻写作的快乐,反而会生出些许“郁闷”。
有长者曾训诫我说,这个社会,做人永远比做事重要。研究并运用人际关系和处事之道,往往比埋头做事更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可惜,我未能及时领悟。
让我彻悟并最终接受“改造”的,是我以前单位的一个领导。现在我的脑海里还会浮现起他“阴森森”地端坐在办公室里的样子。他曾在大会小会上和颜悦色地一再表示:业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让大家大胆建言,发表意见。我轻而易举地相信了他的话,还产生了短暂的感动。我幸福地认为,有这样作风民主的领导,是多么幸运的事情。后来我果真在部门会议上发表了一次大胆的建言。谁知,会后,他脸色阴沉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一通狠训:“你这么能耐,干脆什么都由你来作决定好了”。不识时务的我,竟然嘟囔着顶嘴说:不是你让我们大胆发表意见的吗?
然而,之后的日子,他慷慨地赠予我N双“小鞋”,有事没事地就找个理由,不断地“修理”我。光这样还不够,我所有的稿子都被他“枪毙”,因为他说我所有的稿子都不行。而之前我的稿子一般大多都是一路绿灯,反正就这么一下子什么都不行了。一连三个月,我居然没发过一篇稿子。我的信心几乎被摧毁殆尽。
以前,我曾犯过多次“冒犯”领导的错误。这个时候,我才尝到了真正的厉害。剥夺我做新闻的权利,才是对我最大的惩罚和最有效的教训。这一切,应该是我咎由自取、“恶有恶报”吧。
于是,我找到他,作了真诚的反省,并表示悔过自新,以后保证不多说话。他这才说出他的真谛:我知道你试图对我发起挑战,不煞一煞你的气焰,怕你不知道天高地厚。
我当时怔住了。我诧异于这样的话是出自他之口。因为他曾经多次用最美丽、最高尚的词汇标榜过自己。而且,他的公众口碑的确很好,我不敢把他与猥琐或道貌岸然联系在一起。我想也只有上帝可以作证,我从没有半点挑战他的意思,即便是大胆建言,也是出于忠于他的动机。而且他的地位的确不可挑战,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靠什么由一个企业临时工爬到了一家报社骨干领导的位子上。可是,我终究是不该发表那该死的所谓“真知灼见”呵!
一段时间后,他破天荒地和蔼地找到我说:你要想真正改正,首先得把你的名字改掉。
我知道,他是一个向来信奉风水的人,他的妻子因为习惯性流产,他归咎于自己办公桌朝向不对,特意让手下员工给他的桌子搬挪位置。我没有卑鄙到去对他妻子幸灾乐祸的地步,我只是感叹他办公桌的挪来挪去不一定于事有补,甚至我在担忧他会因迷信而耽误他妻子的健康。可我还是惶恐地、不加思索地同意他让我改名的要求。他很快给我起了一个“张瑞鹰”的名字。他说这是他辛苦找到他老家的一个风水先生测定的。我不知道该不该为他的热心而感动。
他似乎没想到我居然会如此爽快地接受改名的要求。所以他稍微一愣。然后惟恐我反悔,以最快的速度通知工作人员重新编排报社通讯录,一小时后,新的通讯录分发到每个人手上,“张瑞鹰”赫然在目,弄得许多人还以为来了一个新同事。
接着,我终于得以重新发稿。稿件上的署名也是“张瑞鹰”。事后才有人告诉我,这位领导给我起这个名字的真正原因,是“西祠胡同”里的一个帖子,那个帖子借用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前总经理楼世芳的一句“鸡就是鸡,永远不能像鹰一样飞得那么高”的名言,来暗指我的这位领导没有做新闻的能力。然后这位领导断定这个帖子是我发的,便给我起了“张瑞鹰”的名字,意指“只有张瑞可以像鹰一样”。他给我改名的时间恰恰是在那个帖子刚出现不久。一些同事把我改名一事作为典故津津乐道。还有一些同事很同情地对我说:这里池子很深,这个领导的眼里也容不得沙子,早就让你悠着点,你还不信,你看今天的局面多尴尬。
从此以后,我对这位领导言听计从。日子就这样慢慢好过起来。
本来我可以早一点离开这个让人几欲窒息的地方。但我向自己发起挑战。我就是想通过这样的领导,来锻炼我的耐性,让自己这次能真正地接受教训,痛改前非,变得“圆滑”一些。
我终究没能“圆滑”起来。但我惊喜地发现,我找到了一种让自己消除郁闷的方法。就是每当我被迫奉承并顺从这位领导时,我就如卖火柴的小女孩一般,在脑海里幻想着:我的拳头已经打在了他的那张白得出奇的小脸上,然后,他的那个深度近视眼镜“嗖”地飞出百米开外。爽呵!
我当然不会真的这样做。可这样的幻想让我轻松了许多。虽然这种幻想有点不厚道。半年之后,我确信这位领导的任何言语、任何挑剔都能让我泰然处之的时候,我以“阿Q式精神胜利法”,“潇洒”地不带一点云彩地离开了这个地方。然后我立即恢复了“张瑞”这个尚能在一定范围内被人所熟知的名字。
我本不应对这些琐事作过多的赘述。坦白地说,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极其狭隘、喜欢记仇的人,但我也不会高尚、豁达到心里对此不留一点阴影。我只是想以此来反衬,倘能让我全身心地投入新闻业务,于一个酷爱新闻的人而言,还奢求什么呢?
果然,当我一篇又一篇的稿件在读者中间引起较大的反响时,当网络上、全国各地的报刊上甚至是海外媒体等到处都在转载我的作品、闪烁我的名字时,我收获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当然,经历波折的我,既不会轻易地为一些事情去郁闷,更不敢轻易地为一些事情去盲目乐观或者得意忘形。在职业新闻人流动性较为频繁的今天,我不一定会在这里生老病死。可在新闻行业里我想我终究会倾情一生。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岗位和一颗对新闻执着的心。我期待着自己做人和做事都能够早日成熟起来,但我永远不想深谙中庸之道,并以此获取所谓仕途上的名或利。
一个中庸的人,还能写出好新闻来吗?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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