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到大兴，大兴到朝阳，不遇上堵车单边一个半小时，如果运气不好甚至因为看错一个字搭错车，那单边耗上4个小时或者更多就不足为奇了。

虽说都是京城的地盘，但每天挤公交车往返的时间和路程，我老打比方，绝对不亚于东莞往返广州或者东莞往返深圳。

虽然，工作地点北京，这次做北京的题，才忽然发现，其实，自己跟这个城市好陌生。

一直在路上，不停打电话，不断找人，一个接一个。不到一周，100元手机话费打爆了，刚充的100元公交IC卡也剩下个位数。

这是2009年的最后一个月，我正在为大兴命案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和动机奔跑，试图寻找到答案。

上周六，去了单向街，这个来北京前就已耳闻并心向往之的书店，干净明亮，是理想的书馆。这是第一次去。

2楼是一场访谈，主人翁是《南方人物周刊》的主笔，这个文化记者出了本有关中国导演访谈录的新书，访谈围绕包括崔永元、赵本山、张凯歌等大腕的采写台前幕后展开。

主讲人最后谈到了新闻从业多年后的普遍心态：懒散、缺乏激情，说出了很多同行的心声。

之所以感同身受，是因为近来愈发觉得激情正离我而去，睡觉的时间越来越晚，起床的时间越来越晚，成天无精打采，工作、生活找不到方向。

在这个看上去糟透了的2009年，最后一个月，似乎找到了一点方向。

大兴命案的调查，我认为是2009年的最后一枪了。

2个星期后，在回顾2009年时，我希望这个题能够成为2009年值得记忆的事。

也为接下来的2010年发力鼓劲加油。

卖报纸的老人

    晚上已经9点了，下午5点不到就黑下来的北京的夜，温度已经降到零度以下，你能很清晰地看到自己嘴里呼出的气在眼前消散，路上行人脚步匆匆，缩着脖子，走在回家的路上。   
    在南礼士路地铁站的入口，我见到了她，一个卖报纸的老人。

    老人坐在下地铁口的阶梯上，蜷着腿，缩着身子斜靠在墙上。远远看，老人张着手，对着经过身旁的路人左右摇晃。

    “这么晚了，还在地铁口讨钱。”我心里暗忖。

    在北京生活时间不长，也许是因为少有出门的缘故，印象中京城的乞丐并不多，尤其是和南昌、广州、东莞这样的城市相比，保不准一个公交车站就一天二十四小时躺着一个蓬头丐面的乞者，他们或者老态龙钟，或者缺胳膊少腿，甚至惨遭毁容，在南昌八一广场地下通道，这样的乞者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风雨无阻，国庆回昌，甚至在5路公交车上遭遇强讨的乞丐，不给钱就破口大骂甚至报膝不放。

    在北京遇见的乞者，多数在行进中的地铁里，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者，穿着破旧的衣服，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满面憔容，伸出紧握一块或者五角的手，向你示意，嘴里轻声念叨，“帮帮忙”。

    每次见到这样的场面，我心里都特别的难过，我会不自觉地联想到我那已经去世的奶奶，因为奶奶也有一头花白的头发。

    老人也有一头白发，这是走近时看清楚的，但出乎意料的是，她身旁放着几份报纸——哦，老人伸手，不是要钱，只是在招揽生意而已。

    我没有看清楚老人的脸，她把脖子深深地缩在围领里，只露出一双眼睛。

    原本已经走下几级阶梯，我忽然停下了脚步，转身，回到老人跟前。

    看清楚了，她手里拿的，是今天的《法制晚报》。身旁大概还有两三分吧，对折放在石梯上。

    “还有别的报纸吗？”我问老人。

    “没有了，今天就剩下这几份《法制晚报》了。”老人的声音很小，但我听得很清楚。

    我掏出一块钱，接过老人递来的报纸，转身，继续踏上回家的路。

    上了地铁，挤到了一个座位，坐定后，随手翻起手上的《法制晚报》。这是我来北京大半年第一次买《法制晚报》。突然，脑海里冒出那个坐在地上靠着墙的卖报老人，我知道，她一定仍然坐在原地，为今晚最后的两份《法制晚报》向身边的路人挥手。

    下车前，突然难过起来，继而感到愧疚，要是我多出2块钱，买下老人手上剩余的报纸，那在这个寒冬的深夜，老人不就是可以早一分钟回到她的栖身之地么？

    我没有用“温暖的家”，因为我不知道老人的住所有没有暖气。

尽孝
   
    因为做稿子的缘故，这一周老是在思考父父子子的关系，甚至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是非。

    下午，在大兴天堂河居委会采访，不经意间，和居委会主任聊天的话题，从大兴灭门案转到了尽孝上面。

    我原本以为，一个参加工作的子女，每个月固定往老家父母的存折上存上一笔钱，或是提供一笔生活费，就算是子女尽孝心了。

    听完居委会主任的一席话，才知道，我所理解的尽孝，是多么的肤浅。

    这位长期在社区和居民打交道的主任告诉我，尽孝道，首先是要想办法让父母过得舒心，安享晚年，其次，才是寄钱，尽赡养的责任和义务。

    也就是说，尽孝与否以及尽孝多少，实际上，与寄钱与否以及寄钱多少，并无多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