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很久没有动笔，除了每日Q上的几句闲聊，新建文档有规律的敲字码文似乎已是往事。

生活一如工作，来京的两月有余，浑浑噩噩，乱七八糟，没有规律。

不知道是提不起精神，还是琐事太多，内心不得安宁。亏了CHENGUANG老师的这个帖子：我们没有放弃，因为我们爱的深沉。

就好像哪里伸出来一只手，抓住我，紧紧地抓住我——

我是7月1日正式来京的。

两个月，真正呆在北京的时间并不多。7月初，因了xj的事件，我去了广东的韶关。客观讲，采访并不顺利，拿到的材料也并不理想。这是正式入职后第一次出差。碰了壁。

朋友安慰我，把采访遇阻当作正常，把成功突破当作意外。调整好心态，压力会小些。

实际上，一些采访，包括稿子，在来北京之前，就多少开始尝试操作，似乎都是磕磕碰碰，尽管如此，倒也一路坚持，走到了北京。

结束韶关的采访，取道东莞，顺便看LL。

接着是山东济南。足一周的时间。调查是小有突破的，掌握了很多一手材料，更难能可贵的是，争取到了核心当事人的专访。

那天是星期一，例行的厅长办公会议在上午11点过结束，副厅长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受采访，他叫的外卖送到了办公室，但他没有动，空着肚子，从11点一直聊到下午近2点。然后在楼下一家面馆，副厅长掏钱做东，请我吃了一碗牛肉面。

我为这些细节津津乐道，主要是积累下来的经验，实战终于派上了用场。并且，这次是在没有任何资源下进行的采访，同时除了一张传真的公章还是黑色的介绍信外没有别的身份证明，但最后终究是成了稿，主稿调查，副稿对话。

遗憾的是，因为不方便在此提及的原因，稿子终究还是没有刊发。当然，出差的报销还是有的。稿费也补偿了出刊稿费的70%。

济南回北京那天是周三，我至今记得，济南大雾，北京也是大雾——那天日全食，下飞机，在出航站楼的大厅电视上，我看到了正在直播的日全食，已快接近尾声。我用手机拍下了当时的场景。

那天中午，在中新社5楼组里的例会上，我收到了CHENGUANG老师给我一束鲜花，这是我第二次因为工作原因收到鲜花，第一次是2008年的地震报道，我和同事从四川回到报社，一下车，手捧鲜花的美女同事就围拢上来。我成为中国新闻周刊狼群的第十位成员。

同事把鲜花捧回了家。我的花放在了周刊的办公桌上。2个星期后，花枯了，被我扔进电梯旁边的垃圾桶。

在7月的尾巴上，我去了安徽霍邱，一个举全县之力巨奖企业的政策，遗憾的是，在打死也不说的县府官员面前，我实在没了辙。又一次失败而归。

不过，这一次，当面对诱惑，我毫不犹豫地坚持了自己的职业操守和原则，当宣传部副部长硬要把信封塞到我手上的时候，被我退了回去。——事后，我庆幸自己没有按圈子的潜规则办事，先收下信封，再上交单位，若如此，副部长前脚走，当地的警察叔叔很可能后脚就踢开了我酒店的房门，其后果也可以想象。

8月，我一直待在广东，直到9月1日回京。

刚刚过去的这个8月，在我的QQ个签里，被形容为“多事之秋”。我一直在琢磨，于我而言，2009年，是一道坎，有机遇，有挑战，更有痛苦，伴随着折磨。

好在总算是挺过来了，也不妨在此注记两笔——

女友患甲状腺瘤，8月中旬，行微创手术，术前风险告知吓得人心惊肉跳，好在肿瘤良性，术后恢复也算顺利；

8月下旬，母亲在老家的医院做子宫瘤手术，我除了给父亲的银行账号上存进去1W元现金外，每天打电话询问病情进展，只有干着急，爱莫能助。父亲在电话那头告诉我，他看到了术后的肿瘤——一个拳头那么大——谢天谢地的是，肿瘤良性。母亲是个苦命的女人，从小被家人抛弃，没进过学堂，不识字，不会算数，离宁夏千里到四川安家……写不下去了。

朋友安慰我，应该值得庆幸，一家人的努力，我现在有了工作，也有了积蓄——至少还拿得出治病的医药费，比起那些大山里的穷苦人家，活活被病痛折磨死，算是胜过千倍。

似乎这些都不应该成为扰乱心绪的原因，但我确实静不下心来。

噩梦总是来袭。

记忆力也有减退的迹象，明明刚才还计划着要做的事情，转个地，就不记得了。

8月，在惠州潼湖镇，回访三峡移民安置点，采访一切正常，就在起身离开的当口，也不知道是树上掉下来的毛毛虫，还是地上爬上来的毛毛虫，爬到了身上——类似2008年的东莞时报那会儿的皮肤过敏差点又要了我的命。

那段时间，白天在路上，夜里在网上，皮肤过敏久治不愈后，更是晚上去医院。好在惠州中心医院就在住的酒店附近，步行5分钟就到了。

毛毛虫至今给我的手臂留下了深浅明显的过敏印迹。

不过总算是大体痊愈。

北京的生活，尽管依然没有头绪，但北京的天真的很烂，还有白云，下楼抬头就能看到空中繁忙的北京航线。我在焦虑中调整自己，尽快去适应首都的生活。

2009年9月12日，凌晨于北京国美第一城小区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