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条鲜活的生命死在了医院——躺在同仁医院厕所门口的担架车上不停得喊“疼、救命”，大口大口吐黑血，从晚上7时30分到晚上8时30分许，就这样折腾了近一个小时，却没有一个医生去搭理他——他终于安静了，在这人世间深入骨髓的冷漠中带着遗憾与对生命的留恋去了。

之所以没有医生去搭理他，只是因为他无钱治病。然而，医院事后却称“为王检查没有生命危险”，“欲施救时人已失踪”。仍然是冷漠，只知推卸责任，对于病人的死没有一点愧疚之情。而医生的“圣经”《希波克拉底誓言》却说：“我愿在我的判断力所及的范围内，尽我的能力，遵守为病人谋利益的道德原则，并杜绝一切堕落及害人的行为。”

或许，作为医生，看惯了世人的痛苦、呻吟、鲜血与死亡，他们的神经已变得麻木了。可仍然有一样东西能刺穿他们厚重的麻木，这就是“钱”；而正是刺穿了他们厚重的麻木的“钱”使他们的神经变得更加麻木。

哲学家阿尔诺·格鲁恩说：“我们失去了同情心，其原因是我们失去了同我们自己内心痛苦的联系。”也就是说，对他人生命的漠视也就是对他们自己和人类自身生命的漠视，因为他人也是人类的一分子。

“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难道独独对自己同类的苦难视若无睹么？ 鲁迅先生曾经沉痛地说过：“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他人的悲苦往往只是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借助他人的苦难，我们忘记了自身的悲苦，于是欣然且泰然地承受着不公正社会加在我们自己身上的痛苦。遭受苦难的他人，在我们善良而驯服的国人看来，往往并不是“其类”，而是病人、灾民、罪犯、乞丐、禽兽、乱臣贼子等等，唯独不是“人”（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人类所共有的同情心于是在这种对现实苦难的合理化中消解了，我们自身的痛苦似乎也被隔离开来，不再被我们感受到了。

中国人与中国医院的冷漠，其实是一种结构性与制度性的冷漠，是遭受隐秘的精神暴政的产物。在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的统治下，中国人从未争到过做“人”的权力，在现实中无法为自己建构一个“人”的自我。对于一个自己还不是“人”的生物，你要求他以“人”的同情心去看待他周围与他一样的生物，恐怕只能是缘木求鱼。而在目前的医疗体制与社会结构的语境里，他们却受着“金钱”这个专制暴君的重压——他们不得不为了自身的生存赚取尽可能多的钱，而他人的生命是并不顾及的——如果与他们“赚钱”的宗旨相冲突。

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重压，在人们的心中筑起了一层厚厚的墙，使他们不再能感受到他人的痛苦。当我们在责备医生与医院的冷漠时，我们可曾想过，如果我们自己处于他们的位置，可能也会变得与他们一样。当然，笔者并不想为他们的冷漠而辩护。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进行自我反省，清除自己血管里的传统文化的遗毒；而作为公共管理与服务机关的政府，却应该尽快改良这种压迫人的医疗体制与社会结构，让每一位公民都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人”，具有“人”的尊严。只有这样，无钱治病的公民因为没有得到及时而有效的治疗而惨死医院的事儿以后才不会再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