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喊“救救孩子”，何其芳先生也曾《论救救孩子》。其实老早就救孩子了，孟子曰性善，荀子曰性恶，看似相反，却都指向孩子教育，顺便连大人也救了。韩愈讲《师说》，就专谈救大人。
这都是理论，实际操作呢？俗话说俗事：“棍棒底下出孝子”。现在不讲了，可打孩子的还有。把孩子教育成孝子，是第一个目标。不听话呢？棍棒伺候！这办法救了多少孩子？没有统计数据。
曾经有“严师出高徒”，什么样的师是严师？说不上。孔子是吗？也许是，他曾骂“朽木不可雕也”，这样否定徒弟，搁到现在，大概要被起诉。他还“鸣鼓而攻之”，表示开除？还是要搞臭名声，让“非吾徒也”在社会上抬不起头？这种办法现在不允许使用。之后呢？咱就不知道了。《红楼梦》里的贾代儒懒师一个，连庸师都算不上。鲁迅笔下的私塾先生，有戒尺，样子很严，可不常用，只敲讲桌。大概因此吧，对老教书先生历来评价不高，翻开《笑林广记》，凡教书先生，几乎都是穷酸，寒碜，平庸，无知，甚至猥琐。看来靠老师救孩子，历来就没有抱多大希望。
尽管这样，孩子还是都送到学校，让教书先生去救。曾有一段时间，议论说：严师出不了高徒，名师才出高徒。什么样的师是名师？谁知道呢。可一时间到处都冒出名师，而对师的非议仍然炽热。大概历来严师不严、名师不名吧，救孩子至今还是一个问题。高考结束了，录取通知了，谢师宴很热闹，而后面的议论也纷纷然——不这样不行，这样又不甘，家长好像很为难。
那么，什么样的徒是高徒？先考了名校，后来平庸，算不算高徒？没考进名校，后来事业有成，算不算高徒？时代变了，成才的途径非常宽广，所以现在人才济济。几千年封建社会里，除了仕途没有别的出路，而那时的仕途是一个大染缸，大坏蛋都在那里。那时的教育，能救了谁？现在的孩子，在学校里学知识，在社会上成才，道路很宽广，应该是得救了，下一个任务是救大人。反思“听话”主义、小绵羊主义、棍棒主义，一百分主义，多少来点自由主义，多元主义，说不定会稍稍好一点。可这要大人来执行，可能执行的大人，有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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