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上汉口记

散文:上汉口记
严辉文
武汉主城区,在我及我的乡邻的心目中,是长期被叫做汉口的。
我生活在汉口下游不过几十公里的阳逻镇,自小到大有一种幸福体验叫做“上汉口”,有一种亲近武汉的方式叫做“上汉口”。
和许多阳逻人一样,汉口,是我小时候心中的憧憬之地,是甜蜜之源,带有某种似乎与生俱来的神圣性。
城市有城市的气息,有城市特有的味道。小时候最喜欢的事情,莫过于随父母“上汉口”走亲戚。
最初是名副其实的上汉口。父祖辈的老亲戚多集中于汉口三民路口的“铜人像”至六渡桥一带。那时听说“上汉口”就兴奋无比,在“铜人像”一带流连忘返的情景,就浮现在心头。以至于一到学校放假,就缠着父亲或者祖母问:几时上汉口?
后来竟然有了一段“上汉口”躲地震的奇缘。那是1976年夏天,不知怎么的地震传言就悲伤地传播开了。傻傻的我至今也分不清那到底算是谣言还是一种有组织的积极的防备。说起来那年夏天怪异事情也多,日之夕矣,羊牛大多发着犟脾气不肯入圈,就连鸡也不栖于埘了,我亲眼看见鸡们返祖一般变成了飞鸟,也更乐于以树为家。傍晚时分,我常常盯着池塘边的蚊子发呆,发现蚊子好像被某种力量指挥着大规模集结,缓缓旋转,最后俨然变成了一个十分明显的黑烟囱。远远近近的村子里的人都不再呆在家里,而是住进了各家各户自己在田畈中搭建的草棚里。
一天我听见祖父和父亲商量,“把文佬送到汉口姑婆家”。翌日就付诸行动了,十来岁的我,作为这个家庭的长子长孙,在弟妹们的羡慕的眼光中,幸运地“上汉口”躲地震。这次“上汉口”,目的地其实是武昌。现在想来,“躲地震”之所以躲进了武昌大东门附近的亲戚家里,大约是汉口那边的老亲戚住房太挤的缘故。少不更事的我,内心里几乎要感谢闹地震了。生活几乎转瞬就是两重天,不需要像在草棚里一样忍受闷热的天气和蚊子的叮咬,也不需要整天干咽“泡粉”(过去农村人把细米炒熟碾细而成的一种熟食)充饥。没有农村的脏和累,更重要的,一“上汉口”,关于地震的恐怖谣言就渐行渐远了。
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暑假。亲戚对我很友善,也不怎么干涉我,任由我整天在蛇山上闲逛。蛇山上的一草一木,就连当时首义公园里的猴子也和我厮混熟了。在山上闲逛时发现了连环画中所讲的历史人物陈友谅之墓,更是曾让我惊讶了许久,“汉口”好玩的东西太多了。那一年夏天的地震传言终于随着异乎寻常的酷热和干旱,随着那段悲壮莫名的苦难和幸福交织的历史一起结束了,我短暂穿越式的“汉口人”生涯也就此拜拜。
后来我成家了,怀着这份汉口情结经常挈妇将雏“上汉口”,既是为了圆小时候的“上汉口”之梦,又是为了购物、小吃和散心。与小时候“上汉口”不同的是,这是自己主导的散漫闲逛,因而也逛出了新的经典路线。“上汉口”的起点是武汉客运港,首站大目的地通常是武汉商场(后来的武汉广场),哪怕买不起纯粹“发眼睛财”,那也是节假日窥探武汉亲近武汉进城休闲的主要节目。兼顾孩子小时对中山公园水上游乐之类特别兴趣,接着必须转场中山公园休憩。回程呢,哪怕既兴奋又疲惫,也要顺便到江汉路步行街扫货,才算不虚此行。
再后来孩子在武昌上了大学,如今孩子也在沌口工作。我家“上汉口”的轨迹和目的地不可避免地发生大挪移。时而变成“上武昌”,生活游乐的目的地基本转向了武昌的徐东、光谷、群光广场等多个商圈。时而变成了沌口万达、体育中心等多处。城市越来越大,“上汉口”越来越频,“汉口”地域越来越泛化。
“上汉口”史也是交通工具进化史。小时候是在阳逻镇的江边坐轮渡,每天只有一趟,上水行船需要大半天,跟着大人从家里去江边码头排队买票候船,只有起五更,才不会误事。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汽车取代了轮船,每天可以有几十班次客车的选择空间,“上汉口”开始从容多了。现在主要是自驾车,“上汉口”已如探囊取物一般便利,“上汉口”终于不再只是一种梦想,不再是生活的一种点缀,而是生活常态之一种。
关于作者——
严辉文,湖北省作协会员,武汉市书协会员。时政评论、文化评论、文学评论、专栏随笔之外,亦从事文学创作 。公开发表各类文章200余万字。有以教我请垂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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