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安徽省六安市出现了一则叫做“郭巨埋儿”的街头公益广告，当地市民称被吓坏了，网友说，这是怂恿犯罪，光是想一想，就觉得瘆得慌。记者采访发现，这正是六安市以二十四孝故事为题材所制作的一批街头公益广告。（见10月27日《云南信息报》）

显然，“二十四孝”故事是封建时代为了宣扬孝道而专门整理的。作为我国封建时代历史叙事的某种特色恰恰是，如此这般的专门整理，出于特别的目的，就难免有些人为“拔高”、添油加醋，甚至于造假作假、有悖常理之处。

众所周知，鲁迅先生就曾专门撰文驳斥过“二十四孝”中某些愚孝的行为，他的文章中重点批评了“老莱娱亲”的荒唐和“郭巨埋儿”的怪诞。事实上，鲁迅先生更是清醒地质疑过“郭巨埋儿”人为造假的可能——

“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但是刘向《孝子传》所说，却又有些不同：巨家是富的，他都给了两弟；孩子是才生的，并没有到三岁。结末又大略相像了，“及掘坑二尺，得黄金一釜，上云：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这假也造得太奇怪了。才生的孩子说成是三岁，富家改成是贫家，大概是为了说明分母食、抢母食的“危害性”吧。结尾虽然照例充满喜剧效果，但还是不免令人捏了一把汗。假如挖坑埋儿时，没有天赐其便地得到一坛子黄金，岂不白赔了儿子的性命？生了儿子天生是要吃饭的，而埋掉儿子竟能挖到黄金，那简直比买彩票中大奖要难得多。况且古人又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撇开人道、人性且不说，撇开埋了儿能不能救母且不说，这首先又算是一种不孝之举，把埋儿作为孝的典型进行宣传，本身就不通之至了。

所以鲁迅先生在批评这则故事造假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其不能公益反而“公害”的恶果——“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

如今有关部门为什么还会推出如此严重的“公害”内容为公益广告呢？如今这广告虽然已经撤换，但是其能够顺利出来，甚至于还有些人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埋儿奉母是教人们讲孝道，而不是真的把儿子活埋”。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愚孝的“公害”广告背后，至少表明一些人身上有一种对于传统文化，对于所谓国学存在着食古不化式的愚忠。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我们的时代也需要学习前人和古人优秀的精神产品。从总体上看，学习国学终是好事，既有利于传承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又有利于在对传统文明吸纳利用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

但这个过程必然意味着，真正的国学是开放的且面向未来的，是一种历史审美而不是嗜痂式的审丑，应该是一种批判地继承，绝不是不顾现实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全盘接收，更不是不允许反思和质疑，否则就难免走偏。不仅如此，反而可能让有些人打着国学的旗号，行“伪国学”之实。比如，一些所谓的天价国学班、个别倡导“女德”不成反倒以培养女奴为己任的所谓女学班，恰是在所谓国学热中变怪杂出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