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诫子书》读后之思考

《诫子书》体现出诸葛亮从品、学两个方面教育儿子的意思。

开篇即以“君子”发起议论，“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大多数人都认为，诸葛亮在这里要求儿子培养高尚道德情操。

我想，诸葛亮的意思并非如此。

因为，古人所以为的“君子”，所论之“德”、所议之“修身”，与今不同。而且，在不同历史时代，它们的含义也不一样。

“君子之行”的“行”，是“品行”之“行”。“品”为“行”本，“行”为“品”表。

诸葛亮没有明说，他讲的“德”是哪些品质。他只是说，“君子”的行为要“静”、“俭”，而“静”、“俭”之目的是修身、养德。他也没有明说，什么是“君子”。

由下文“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可知，“静”就是“宁静”，是沉着冷静、从容不迫之意；“俭”就是“淡泊”，是淡然物欲、专注功业之意。

我以为，如果考虑到中国古代三国时期的社会结构与制度、士大夫阶级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诸葛亮的抱负和才干以及经历、历史书有关“德”的记载只能反映统治阶级的事迹等，诸葛亮所说“修身、养德”是“治国”所需要的人格力量，并非现在的公共道德和善良、正直、诚实、助人为乐等私德。

当然，人格力量与公德、私德相关，但并不同一。如果一个人的公德、私德极差，一般不具有人格力量；一个人的公德、私德极好，不一定具有人格力量。一个人的人格力量体现在服众，让人悦服，所谓“君子之德，孚众而已”。服众就需要让人感觉可依靠、可信赖，是多方面品质综合作用于他人产生的感觉，而做事沉稳冷静、分析形势睿智、处理事物精干、分配利益公道是他人产生可靠感的基本素质。

所谓“君子”属于上层统治阶级，其出路是当官为吏。三国时期，选拔官员依赖士绅推荐制度，即“举秀才、察孝廉”，然后被官府征辟为官员，而士绅推荐以门阀制度为基础。到三国后期，曹魏才开始逐步推行“九品中正制”。

士大夫阶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要求其具备相应的“德”，即完成统治任务所需要的基本素质。

从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才允诺出山，而之前的官府征辟，诸葛亮都辞谢不就来看，体现出其“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意义。诸葛亮之所以追随刘备，无非刘备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征服了诸葛亮，诸葛亮也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征服了刘备。诸葛亮追随刘备后，处理各种事物谨慎小心，廉洁奉公，也体现了“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所以，后来有“诸葛一生唯谨慎”之语。

顺便提一句，诸葛亮追随刘备后所作所为，不能以为诸葛亮有“匡扶汉室”之志。以诸葛亮之智慧，岂能不知晓三国初期的天下形势？以刘备之善于收聚人心，岂能不知晓天下人心向背？

诸葛亮所谓“君子”，也是苏轼所言之“豪杰之士”。

苏轼在《留侯论》中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非淡泊无以明志”的志，既是苏轼所言之“远志”，也是修身、养德之志。后面的修身、养德之志，是“远志”所包含的内容。“非宁静无以致远”说明是“远志”，而“宁静”之目的在于成就“远志”，就是办成大事，有大作为。因此，“宁静”是沉着冷静、遇事不慌、进退有据的意思。

才干也是服众所需要的基本素质。所以，在下文中，诸葛亮又告诫儿子，“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同样，诸葛亮也没有明说，他讲的“才”有哪些，“学”的内容、方法以及途径是什么。

这里，诸葛亮的语言平淡无华，不如《三字经》精彩，更不如韩愈的警句“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精辟。这是因为诸葛亮所说的“才”“学”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才”“学”，没有明确固定的范围。但是，应该理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才”“学”不是考据文字的寻章摘句之才学，如韩愈所为，而是“治国”之学问，“治国”学问的成就不在于“业精于勤”，而在于审时度势、知人任事、坚毅果干。故此，诸葛亮没有提出孜孜不倦，刻苦用功的要求。

才学方面，诸葛亮说“非志无以成学”，也提到“志”，这是才学之志，也是“远志”所包含的内容。

显然，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而言，光有远大志向是不够的，至少需要“德”与“才”两个方面的支撑，否则就成为志大才疏，一事无成。

诸葛亮《诫子书》着力点在“德”，在于修身、养德。下面他接着讲，“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实际和前面同样的意思，都是指养成“宁静”。修身、养德必须戒绝“淫慢”，“励精”就是修身、养德；修身、养德必须戒绝“险躁”，“治性”就是修身、养德。显然，潜心于“学”、立志成“才”也需要养成“宁静”。

因此从整体看，《诫子书》把“才”“学”也纳入“德”，属于修身、养德的范围。

诸葛亮《诫子书》给我们的启迪是：

（1）教育孩子要从立志开始。

（2）立志不能空谈，更要为孩子构建实现志向的“德”和“才”之体系。

（3）在个人素质方面，实现志向的基本途径是修身、养德，重点是“静”、“俭”。

值得注意的是，“君子”之“静”，不是单纯的沉着冷静，而是“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君子”之“俭”，不是单纯的淡泊名利，而是不要刻意追逐名利。“静”是为了有作为，“俭”是为了有成就。因此，这是一种“不争之争”。当修身、养德到较高境界，能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能够“得之不喜，失之不忧”，那的确就具有很强的人格力量，而成败得失也确实无所谓计较了。

所以，古人在立志和做人方面提出“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古人讲的“立德”最早是“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是开创以“德”来教化民众的意思，但后来也演变为修身、养德。

当然，现在的时代不同于诸葛亮时期，但我以为，从个人心境修炼为起点的修身、养德依然是正视人生的立足点。如果一个人能够努力奋斗，但又不计较成败得失，那么他不确确实实地度过了其人生？虽然完全淡然物欲不可能做到，毕竟每个人都有口腹、身家之累，都要为生存挣扎，但修炼“静”、“俭”的心情还是可以进行的修身、养德功课，如此，一个人努力奋斗之后，不是也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老年？

我以为，以诸葛亮之智，他很清楚，一个人的成就并非完全由个人意志所能决定，其间的影响因素和变量实在太多。当抱着“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心态，抱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心态，有怀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做事情态度，那么，事情的结局无论怎样，自己都是毫无遗憾。

实际上，诸葛亮的生平已经为其《诫子书》做了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