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晚上吃饭，席间一位温柔的中年女制片极力推崇印度种姓制度，并举出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两次和香港之耻成龙同去贵州某地扶贫，第一次去的时候，看到的是虽然贫穷但很幸福的村民；第二次再去，看到的是得到了救助但已经变得贪婪的村民——“所以啊，这些贱民，就不能让他们知道外面有多好，他们不知道，反倒生活得幸福些。”

    我不以为然：你这是老掉牙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翻版。据我的二十年农村生活经验，没有谁愿意做天生的贱民，人人都向往更富足更体面的生活。我相信村民还是原来的村民，是这位女制片和这位香港之耻的视角变了。

    又想起一件事：数月前参加老友聚会，隆重热烈的重逢聚餐之后，我发现多数老友已经面目全非了。闲聊时谈起四川地震，老友们唏嘘之余，很快转向揭批那些忘恩负义的地震灾民：“特别是那些来本地治疗的伤员，天天要吃水果，还要吃好的，差一点的就给扔了，火得医生和护士想揍他们，这些贱民，真该被地震给砸死！”言者訇訇，闻者愤愤，似乎这些被异地安置的受伤灾民，的确是些不知好歹恩将仇报的混蛋。

    等大家都平静了，我小心建言：或许事实不是这样，视角不同，结论也就不一样，本地医生和护士们是施恩者，对于受恩者的任何一点过错甚至是看不顺眼的东西，都会觉得无法忍受，口口相传，就会被无限放大。扔水果的真实情况我不了解，但我想事实与传说应该有较大出入，可能会有灾民抱怨水果不好随手扔掉的情况，但一定是极少数人的偶然行为，绝大多数灾民始终处于弱势位置，他们并没有机会扔水果，直到我们说话的今天。很不幸他们被整体妖魔化了。

    大家不说话了，场面有点尴尬。我赶快转换话题，开聊八卦。

    所以前天看到湖南省委书记周强推荐民工版《春天里》的报道，心里很是感动，周书记贵为一省之最高长官，心里仍有如此强烈的众生平等的观念，比那些刚刚步入小康/最近才住上公寓楼/开上私家车，就开始漠视穷人权利/划分彼此界限/开挖种姓鸿沟的人们，更象一位具有公民社会意识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