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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川，是因为不安。

在一个余震如摇篮轻摆的城市安睡，是可耻的。这就是我最初的念头，于是入川，于是看到疮痍满目，看到流离失所，看到遍野哀鸿。对大多数生者，踏上灾难之地是一次救赎之旅，拯救的是他人，获救的是自己。约翰·堂恩的话，已被引用至泛滥。

生者从一己之隅的心灵孤岛逃离，去曳住别人的缺失，弥补自身的断离。

大概这就是责任吧，你失去的，就是我失去的，你痛哭的，就是我痛哭的，你身上的预制板，也压在我身上。责任的另一种解释：就是分你的痛感给我，所以“责任”之前的动词是：承担。

在茂县，一位年轻的心理学硕士颓然而坐，他对记者说，我觉得我他妈就是一个赶场子的……

他属于一个团队，心理干预救助团队。年轻的心理学家跟着他的队伍跑遍了受灾的村镇，接触了无数失去亲人的人。他说，我觉得我像一只蜻蜓，我做的就是点水的活儿，我从来没触及他们的内心。他摇摇头，又摇摇头，说：可，我不是来送温暖的，一群心理医生，却弄得每个人都像是送水送粮的——我不是轻贱那些工作，我是说这不是我职责所在。

那些日子，还接触了一些志愿者，他们兴奋得像结伴的驴友，他们疲劳得像拉了几天磨的驴。志愿者们把过剩的精力倾注在这一大片废墟上。他们也哭，为失怙的孩子，为失子的老人；他们也笑，干活的间隙他们还会在废墟前摆出各种POSE合影，灾民远远看着，宽厚地笑；他们也忧伤，晚上他们挤在帐篷里一起沉默，为别人流着自己的泪。

另一个庞大的群体里有我。我和我的同事们在废墟里穿梭，在扭结的楼体前按下快门，在灾民安置点里打扰疲惫不堪的幸存者。有个记者兄弟哭着说，这一次，我感觉不出这个职业的神圣了，我觉得我太残忍，一次一次地揭开他们疮疤上的痂，看着他们流血，可我却要把这些鲜血变成文字，让它们流淌在报纸上……我无话可说，也许我自己还需要安慰，来到这里的人，都在坚强中脆弱着，又在脆弱中坚强着。

我缄默，看着他哭，我甚至都不能开口跟他说一句废话：没办法，这就是你的职业……

另一个记者兄弟崴了脚，右脚的脚踝肿胀发亮。5月13日的傍晚，他走进北川，在尸堆里寻找着下脚的缝隙，腋下、腿间、头颅与头颅之间的空隙，他不想踩着地下的人，因为他不知道人死后还有没有痛觉。然后他摔倒了，他踩在一块石头上，崴了脚，他躺在冰冷的尸堆上。他不得不按着、压着、踩着同类的遗体站起来，然后离开。

我不想踩着他们，真的。他说，一遍遍地说。

我信，我说，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

多年以前，一个叫凯文·卡特的摄影师在灾难深重的苏丹荒原按下了快门，一个皮包骨的黑人女孩艰难爬行，她的身后，一只食腐的秃鹫窥伺它的午餐。拍完照片，卡特赶走了秃鹫，女孩渐行渐远，爬向灾民救助所。卡特箕踞而坐，倚靠在树下痛哭。

普利策奖颁给了这帧《饥饿的苏丹》，之后，全世界同声质问：为什么不救救那个孩子？

几个月后，凯文·卡特自杀。摄影师的女儿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父亲就是那个无力前行的孩子，而整个现实世界就是一只秃鹫。说这话那年，她十六岁。

在北川，在汶川，在青川，我抬起头，望着鹰鹫盘旋在天际。我赶不走他们，我们都是无力前行的孩子。

三天后，那位被内心折磨得痛苦不堪的心理学硕士给我的朋友打来了电话，他说：在绵竹，一个父亲领着他的女儿来找我，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她父亲把我拉到一边跟我说，女儿的母亲死了，被埋在滑坡的山体下，同被埋在碎石堆里的，还有女儿的十几个同学。女儿的母亲，是老师。他告诉我，5月12日之后，女儿就不再说话……我走上前，看着女孩，女孩的目光没有躲闪，但也没有和我对视，而是望着某处虚无。我伸出手，把那个小小的身子揽进怀里，紧紧抱住，一分钟、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她哭了，哇哇地哭，她的胳膊抬起来，抱住了我，哭。很久很久。

年轻的心理学硕士说：我终于干了点人事，我让一个孩子哭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