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泽逊程远芬伉俪的学问人生

马银华

 走进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十三经注疏汇校”项目组，便会被眼前的场景震撼：全屋静悄悄的，书桌上摆满校勘记，每个人都埋首于经书古籍，连走路都是轻轻地……在这个“校经处”，学生们常常看到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文献学家杜泽逊、程远芬伉俪忙碌的身影。

《十三经注疏》作为荟萃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在传播过程中曾产生过多家注释解说，可至今没有一套简便可行的通行读本，这让一直以弘扬儒学为己任的杜泽逊、程远芬肩负起一种责任。于是，他们带领着研究生、博士生团队开始了新一轮的文献整理工作。

板凳一坐十年冷

翻看沉甸甸地八册《四库存目标注》，你会感到学问的厚重和庄严，这部耗费了杜泽逊先生十几年心血的三百余万字的皇皇巨著，代表了他在文献目录学方面取得的杰出成果。山东大学百年校庆时，学者季羡林先生来参加庆典，称扬的三个人中就有“搞古籍的杜泽逊”。

杜泽逊先生在1985年攻读硕士学位时便对文献目录学情有独钟，在王绍曾先生指导下，撰写了《四库全书总目辨伪学发微》论文， 1993年参与季羡林先生主编的国家项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2004年主持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项目《清人著述总目》和《清史·艺文志》，2009年又参与主持山东省政府特批重大古籍整理项目《山东文献集成》。学问日进，渐成大家气象。

古人说“十年磨一剑”，对于杜泽逊先生来说，岂止是十年。在当下这个人心浮躁、急功近利的社会，他坚持不懈，近三十年来一直埋首古籍，完成许多人或许一生都不能取得的成就。

杜泽逊先生在文献目录学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来源于他对承传儒学的责任感和淡然、恒定的心性。在多数国人眼里，文言文写成的古籍经典深奥难懂，不易阅读，更别说兴趣和研究了，一些人恐怕连翻也没翻过。可这些在常人看来的专门偏学，在杜泽逊眼里却是严肃正经的学问，他说：“不能让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文化经典断在咱们这辈人手里。”他认为这里面凝聚着老祖宗的经验和智慧。

鲁迅先生曾说：“哪里有什么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杜泽逊先生也是如此。当别人喝酒闲聊时，休闲旅游度假时，他正钻入故纸堆中，一条条考索，一星一点地积攒，字斟句酌地表述，如痴如醉地沉迷其中，从未动摇。当他有什么烦心事时，坐在堆满古籍的书桌前，清理着编撰的稿子，写定几条校勘记，一切不快就都烟消云散了，他说：“我不知有什么比这重要。”他在北大参加项目期间，每天只睡五小时。他没有节假日，有的只是对儒学的热爱和学问的执着。在编纂《四库存目丛书》期间，曾有一次到台湾开会交流。机会难得，游览一下宝岛风光也是人之常情。可开完会后，杜泽逊先生却没有跟着访问团去观光，而是一头扎进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寻找抄录那些大陆未见的四库存目书籍。为了尽可能多地翻阅一些古籍版本，他竟然坐在那里一天都没吃东西，他担心喝水吃东西得上厕所，占用时间。

伉俪携手校经书

杜泽逊先生能几十年如一日地钻故纸堆、著书立说，我认为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身边有一位志同道合、携手同行的人生伴侣：程远芬教授。杜泽逊先生是幸运的，他找到了他的人生伴侣。在人生的风雨中，在寂寞的学问路上，程远芬教授与他一直携手并肩、比翼齐飞。

 程远芬是杜泽逊先生的大学同学，齐鲁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几十年来，她在三尺讲台上，滋兰树蕙，传播芬芳，曾荣获齐鲁师院第一届“教学名师”称号。她是古典文学、文献学方面专家，曾承担不少省部级课题，撰写多部学术著作，她与杜泽逊先生的学问相互支撑、相得益彰。她理解并懂得杜泽逊先生学问的价值和意义，心甘情愿与杜泽逊先生一起钻故纸堆，坐冷板凳，抄卡片，校古书。在杜泽逊先生的学术生命里，处处能看到程远芬教授的身影。《山东著名藏书家》一书是他们夫妇通力合作的结晶，国家重点项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中一百万字的《索引》是程远芬教授独自完成的，杜泽逊先生代表作《四库存目标注》中《索引》是程远芬教授亲自编纂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女人。程远芬教授称得上是杜泽逊先生背后坚强的后盾，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钱钟书先生评价杨绛先生的话）。杜泽逊先生能身心康健、元气不伤地走到今天，获得常人一生都不能有的学术成果，与程远芬教授全力支持和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当杜泽逊先生用尽一月工资从北京琉璃厂换回一批书页发黄的古籍时，当杜泽逊先生埋首古籍而家里许多事务都需程远芬教授去打理时，程远芬教授能依然故我地全力支持并参与杜泽逊的项目研究，这得需要多么大的定力和深厚的情感。

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嗅如兰。在共同的著书事业中，程远芬教授找到了比从政为官更大的人生价值和乐趣。精明强干、知书达理的她曾任齐鲁师院教务处副处长，可她并不贪恋，在学校管理岗位调整之际，毅然辞去这个令人艳羡的官职，淡然而坚定地与杜泽逊先生一起钻故纸，校古书。像乡贤赵明诚李清照伉俪一样，杜泽逊先生的学问里也融入了程远芬教授的情感和智慧。

教子有方成大器

可喜的是杜泽逊后继有人，儿子杜以恒在山东大学文学院读汉语言文学专业，受他们夫妇影响熏染，对国学经典也产生了强烈兴趣。有一次，杜泽逊先生慨叹经学研究后继乏人、可能会成为绝学时，在一旁的杜以恒听后，认真而急切地说：“咱不能让老祖宗的学问断了啊！”并忧心忡忡地询问：“现在还有掌握这门学问的人吗？”当他听说他所熟悉的刘晓东爷爷掌握这门学问时，就决意跟他学习。

刘晓东先生是山东大学的文献学教授，是当今屈指可数的经学大家，尤擅长“三礼”，穷数十年之力撰写《大戴礼记义疏》一书，即将问世。于是，在读大二时，杜以恒磕头拜师，正式成为刘晓东先生的门生。刘先生给他讲授的第一部经书是《春秋左传》，刘先生几乎是一字一句地讲完了《左传》，历时三年。杜以恒每次听课都进行录音，课后再一字一句把录音整理成文字稿，下次上课时把文字稿交给刘先生审阅，并询问不懂之处。就这样，在刘先生耳提面命下，在杜泽逊程远芬夫妇精心培育下，杜以恒打下了扎实的古典基础。有一次，跟杜泽逊先生回滕州老家，参观古滕国遗址，一眼就看出介绍文字中滕国世系的错误。三万余字的大学毕业论文《春秋左传丧礼征》，对《左传》中有关丧礼的内容进行了系统梳理，见识不凡，展现出学术研究的巨大潜力，真是“杜家有子可传业”。

如今杜以恒以优异的成绩保送山东大学汉语史专业研究生，相信经过几年系统地学习深造，定会学业有成。薪火相传，可谓国学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