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子王裒 与《诗经·蓼莪》

                     ---读《诗经·小雅·蓼莪》偶得

       几年前，读《资治通鉴》的魏晋部分，遇王裒之名，但对“裒”字，不知读音，不知何意，便查阅了字典，故对王裒其人留有印象。近日，一直在读《诗经·小雅·蓼莪》及其相关资料，不想又数次见到王裒其名（见下文）。王裒孝子之名伴随《诗经·小雅·蓼莪》竟代代相传，直至今日……

                                                         一、东关之战

       东关之战在中国古史上并不著名，但它却引出了王裒孝子的一段佳话。

东关之战发生在三国末期，即公元252年，曹魏嘉平四年，时曹魏主为曹芳。史家多有评说，在公元249年（嘉平元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杀死共同辅政的曹爽及其同党后，曹魏政权实际已由司马氏掌管，为晋代魏铺平了道路。公元251年（嘉平三年）司马懿死，其长子司马师以抚军大将军辅政。次年，司马师迁大将军、加仕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

公元252年，夏四月，吴主孙权去世，吴太子孙亮即皇帝位，启用大将军诸葛格为太傅。这一年的冬十月，吴太傅诸葛格发兵入侵魏淮南，在巢湖附近修建东兴大堤（故址在今安徽省巢湖市东南），并在大堤两端依山修建东西两城，以图阻止曹魏的入侵。为报复吴的入侵，曹魏大将军司马师于十一月下令，分三路人马出击，攻打吴国。

东关之战即指此次魏、吴之战，吴胜、魏败。东关在今安徽省含山县西南濡须山上，为当时魏、吴之间的要冲。

 关于东关之战，史书上有以下记载。

东关之战以曹魏败，故记录他们的史书对此次战役只有只言片语：

《三国志·魏志三少帝纪·曹芳传》记载：“四年（嘉平四年，252年）冬十一月，诏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毌丘俭等征吴。十二月，吴大将军诸葛恪拒战，大破众军于东关，不利而还。”

《晋书·帝纪第二·世宗景帝》为景帝（晋武帝司马炎追尊）司马师传，但未提及发生在252的“东关之战”一事。

《晋书·帝纪第二·太祖文帝》（文帝即司马昭，晋武帝司马炎之父，后追尊）在252年中记载：“……统征东将军胡遵、镇东将军诸葛诞伐吴，战于东关。二军败绩……。”

由于东关之战属东吴的胜利，故在《三国志·吴书·孙亮》中有稍详细的叙述，尤其是记载了战斗进程的几个关键日期 ：“建兴元年（孙亮登基第一年，公元252年，），冬十月，太傅恪率军遏巢湖，城东兴，使将军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东城（全端、留略是东吴将领）。十二月朔丙申（初一），大风雷电，魏使将军诸葛诞、胡遵等步骑七万围东兴，将军王昶攻南郡（今湖北省江陵县），毌丘俭向武昌。甲寅（12月19日），恪以大兵赴敌。戊午（12月23日），兵及东兴，交战，大破魏军，杀将军韩综、桓嘉等。”

《资治通鉴·魏纪七》对东关之战记载的最为详细：“十一月，诏王昶等三道击吴。十二月，王昶攻南郡，毋丘俭向武昌，胡遵、诸葛诞率众七万攻东兴。甲寅，吴太傅恪将兵四万，晨夜兼行，救东兴。胡遵等敕诸军作浮桥以度，陈于坻上，分兵攻两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诸葛恪使冠军将军丁奉与吕据、留赞、唐咨为前部，从山西上。奉谓诸将曰：“今诸军行缓，若贼据便地，则难以争锋，我请趋之。”乃辟诸军使下，奉自率麾下三千人径进。时北风，奉举帆二日，即至东关，遂据徐塘（位于东关东）。时天雪，寒，胡遵等方置酒高会。奉见其前部兵少，谓其下曰：“取封侯爵赏，正在今日！”乃使兵皆解铠，去矛戟，但兜鍪刀楯，倮身缘堨。魏人望见，大笑之，不即严兵。吴兵得上，便鼓噪，斫破魏前屯，吕据等继至。魏军惊扰散走，争渡浮桥，桥坏绝，自投于水，更相蹈藉。前部督韩综、乐安太守桓嘉等皆没，死者数万。综故吴叛将，数为吴害，吴大帝常切齿恨之，诸葛恪命送其首以白大帝庙。获车乘、牛马、骡驴各以千数，资器山积，振旅而归。”

 东关之战是曹魏司马师擢升为大将军、东吴诸葛格辅政孙亮，成为太傅的第一次战斗，曹魏损失惨重，东吴高奏凯旋。

 对东关之战，曹魏当然要追究战败的责任，“朝议欲贬黜诸将”（《三国志·魏纪》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在曹魏“诏王昶等三道击吴”之前，镇东将军诸葛诞、尚书傅嘏提出了不同的对吴作战意见，但“司马师不从”（《资治通鉴·魏纪七》）。从史书上的几则记载看，大将军司马师应是勇于承担了此战失败的责任。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曰：“毌丘俭、王昶闻东军败，各烧屯走。朝议欲贬黜诸将，景王（司马师）曰：‘我不听公休（诸葛诞字），以至於此。此我过也，诸将何罪？’悉原之。”《资治通鉴》在此也有类似的叙述：“朝议欲贬黜诸将，大将军师曰：‘我不听公休，以至于此。此我过也，诸将何罪！‘悉宥之。”

对司马师自己承担战败的责任，史书有赞语：“於是魏人愧悦，人思其报。”（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资治通鉴·魏纪》在此有“习凿齿曰”，言司马大将军以此败“为己过”之举，“过消而业隆，可谓智矣。夫民忘其败，而下思其报，虽欲不康，其可得邪？若乃讳败推过，归咎万物，常执其功而隐其丧，上下离心，贤愚解体，是楚再败而晋再克也，谬之甚矣！君人者，苟统斯理而以御国，则朝无秕政，身靡留愆，行失而名扬，兵挫而战胜，虽百败可也，况於再乎！”

 注意到对曹魏东关之败追究责任的一个细节，大将军司马师认为是“为己过”，但并未受到“贬黜”，其他众将也“悉宥之”，但司马师之弟司马昭却得到了“贬黜”的处置：《晋书·帝纪第二·太祖文帝》记载，“（252年）……战于东关。二军败绩（二军指曹魏在东线作战的胡遵、诸葛诞），坐失侯。” 《三国志·魏纪》裴松之注在此引《汉晋春秋》曰：“时司马文王（司马昭）为监军，统诸军，唯削文王爵而已。”《资治通鉴·魏纪》也云：“（司马）师弟安东将军（司马）昭时为监军，唯削昭爵而已。”可以看到，当时司马昭为安东将军，东关之战时为监军，统诸军，是曹魏东关之战的前线第一指挥官，败后得到消爵的处置。

                                    二、司马昭怒杀王仪     王裒“痛父非命”

       从以上的有关史书记载来看，曹魏的东关之败，有人承担了责任，有人得到了处置，似乎战败的“总结”应结束了。但并非如此，事态还要发展。在以上公元252年的有关史书记载中，对司马昭遭到“坐失侯”的处置以后有什么反映未留下任何信息。但在《晋书》中有几句话却暴露出司马昭因东关战败而遭消爵是大为脑火，忿忿不平，面对王仪的指责，竟怒不可遏，将王仪斩杀。《晋书·孝友·王裒传》言：“东关之役，帝（文帝司马昭）问于众曰：‘近曰之事，谁任其咎？’（王）仪对曰：‘责在元帅。’帝怒曰：‘司马欲委罪于孤邪！’”遂引出斩之。”这里说“近日之事”，可见司马昭问“谁任其咎”是在东关之役失败后的数日。

王仪，“高亮雅直”（《晋书·孝友·王裒传》），在东关战役之时，为曹魏安东将军、监军司马师的司马。司马为官职，即司马昭的军政官，所以面对王仪说“责在元帅”，司马昭怒曰“司马欲委罪于孤邪”。

司马昭在对吴东线作战的指挥上有何失误、王仪为何将东关之败的责任归咎与司马昭，史书上未留下有关记载。仅从记载看，凭王仪说“责在元帅”，司马昭就怒不可遏，立即将其“引出斩之”，王仪确是“死非其罪”（《晋书·忠义》）。

     王仪为王裒之父。王仪被司马昭怒杀后，王裒“痛父非命”，便有了王裒的孝子之行。《晋书·孝友》中对王裒有《传》：

 “王裒，字伟元，城阳营陵（今山东昌乐南）人也。”

“裒少立操尚，行己以礼，身长八尺四寸，容貌绝异，音声清亮，辞气雅正，博学多能。

“痛父非命，未尝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

西晋国都洛阳在王裒家城阳营陵的西边，故上云王裒“未尝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朝廷”。

 “于是隐居教授，三征七辟皆不就。”

 王裒“示不臣朝廷”，过着隐居的生活，教授弟子，西晋政府三次征召王裒、州郡政府七次聘任王裒，王裒皆辞绝了。

 “庐于墓侧，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号，涕泪著树，树为之枯。”

王裒在父亲的墓旁建起茅庐，早晚常到墓前拜跪，攀住柏树悲号，流出的眼泪滴在树上，树因此而枯死。”

 “母性畏雷，母没，每雷，辄到墓曰：‘裒在此。’” 中国历史上有所谓“二十四孝图”，其中之一名为“闻雷泣墓”，主人公就是王裒，其来源就在此。王裒的母亲生前害怕雷声，在母死后，每到打雷时，王裒就立刻跑到母亲的墓前，说：“裒在此”，以期母不要害怕。

 “及读《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未尝不三复流涕，门人受业者并废《蓼莪》之篇。”

 “及洛京倾覆，寇资蜂起，亲族悉欲移渡江东，裒恋坟垄不去。贼大盛，方行，犹思慕不能进，遂为贼所害。”

      王裒“示不臣朝廷”，其家境贫苦。在《王裒传》中载王裒“家贫，躬耕，计口而田，度身而蚕。或有助之者，不听。诸生密为刈麦，裒遂弃之。知旧有致遗者，皆不受。”

      王裒的生卒年月史书上未留下记载，特别是不知其父遇害时王裒的年龄。《王裒传》言王裒为父服丧，“庐于墓侧”，依《仪礼·丧服》等古礼，应为成人之事。按“二十而冠”，则其父遇害时王裒应在二十岁以上。

以上《王裒传》云“及洛京倾覆，寇资蜂起”，是指“永嘉之乱”，王裒“恋坟垄”而未“移渡江东”，“遂为贼所害”，“贼”应是对匈奴的蔑称，故王裒约卒在公元308年前后，时距252年其父遇害已56年。如此推论，王裒死时已为近八十老翁。

 《蓼莪》即《诗经·小雅》中的诗篇，“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为诗中的名句。王裒每当读到《诗经》这里的诗句时，总是哀哀哭泣，泪流不止。为此，他所教授的学子就将《蓼莪》这首诗撤掉了。

王裒与《诗经·小雅·蓼莪》相关，应盖源于此。后世有关读《诗经·小雅·蓼莪》而引王裒事，其出处也应追溯到此。

                                    三、王裒孝名伴随《诗经·蓼莪》

      《诗经·小雅·蓼莪》是诗经中非常著名的一首诗。此诗以极其生动、意象的语言，感动了后世无数的读者：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哀哀父母，生我劳瘁。”

“无父何怙，无母何恃。”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

“抚我畜我，长我育我。”

“顾我复我，出入腹我。”

 

这些朴实无华，但感人至深的诗句，被后世无数贤人、孝子所赞颂：

《孔丛子》：言“于《蓼莪》，见孝子之思养也。”

上博简《孔子诗论》言：“《蓼莪》有孝志。”

清方玉润《诗经原始》言：“此诗为千古孝思绝作，尽人能识。” “几于一字一泪，可抵一部《孝经》读。”

严粲《诗集》言：“呜呼！读此诗而不感动者，非人子也。”

程俊英《诗经注析》：“文学即人学，即使几千年后之读者，也可能产生同样感受的”。

 无论是古代贤人，还是当代的读者，在阅读、欣赏《诗经·小雅·蓼莪》时，除去集中于诗中的词句外，也会关注此诗在后世的流传和被引用。笔者在阅读《蓼莪》以及查阅有关资料，注意到从古至今，读此诗者多引王裒一事，使我“数见王裒其名”，如：

 朱熹《诗集传》在《蓼莪》一诗的最后言：“晋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读《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未尝不三复流涕，受业者为废此篇，诗之感人如此。”

      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言：“晋王裒，父仪，为文帝所杀，裒痛父非命，未尝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隠居教授庐于墓侧，旦夕拜跪攀柏，悲号涕泣着树，树为之枯，及读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未尝不三复流涕，门人受业者并废蓼莪之篇。”

 清胡承珙《毛诗后笺》言：“晋王裒、齐顾欢，并以孤露读《诗》，至《蓼莪》，哀痛流涕。”

 现代人读《诗经》，引王裒事更多，如：

程俊英等著《诗经注析》，在《蓼莪》一诗的题解中引朱熹《诗集传》：“晋王裒以父非死（裒父王仪被司马昭所杀），每读《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陈子展《诗经直解》对《蓼莪》诗，也引《诗集传》云：“晋王裒……。”

      上海辞书出版社《诗经三百首鉴赏辞典》对《蓼莪》诗言：“……王裒因痛父无罪处死，隐居教授，及‘读《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金启华等主编《诗经鉴赏辞典》对《蓼莪》诗言：“晋王裒、齐顾欢并以孤露读《诗》至《蓼莪》，哀痛流涕。”

 限于篇幅，以上只列举数例，当然不能囊括全部。

 笔者未作仔细检索，不知在朱熹《诗集传》之前是否有将《诗经·小雅·蓼莪》与王裒相联系者。但可以推论，依朱熹《诗集传》对后世的影响，以后读此诗者多与王裒事相联系当与《诗集传》所云有很大关系。朱子在其《诗集传》中所云显然多取自《晋书·王裒传》。《晋书》成书于唐贞观二十二年，即公元六四八年，在朱熹《诗集传》之前的两“大家”欧阳修、苏辙所著《诗本义》、《诗集传》中未引王裒之事。

 《诗经·小雅·蓼莪》一诗即为“千古孝思绝作”，自然世代相传。王裒“痛父非命”，其孝行感人至深，也与此诗主题相符，后世读《蓼莪》一诗多与王裒相连，本在情理只中。

 清方玉润言《蓼莪》 ：“不必问其所作何人，所处何世，人人心中皆有此一段至性至情文字在，特其人以妙笔出之，斯成为一代至文耳！” 有姚氏云：“勾人泪眼全在此无数我字（诗中有九个“我”字），何必王裒！”

读《诗经·小雅·蓼莪》，思孝子之情，联系王裒，一在例举，二在言《蓼莪》之流传。方氏所说中肯，每一个儿女对其父母，“人人心中皆有此一段至性至情文字在” ！

 附：

（1）查字典（如《古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1年）可知，“裒”有两个读音，一为poú，有“聚”之意；二为pāo，有“衣襟宽大”之意。《二十五史专书辞典·晋书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刘乃和主编）在“司马裒”条后对“裒”特给予注音：“pāo包”，而在“王裒”条后无注音（辞典中绝大多数词条无注音）。据此，笔者猜测“王裒”之“裒”字应读为poú。

 （2）在《资治通鉴》或《晋书》中会出现“琅邪王裒”四字。如读竖排版书，一般会在“琅邪王”三字的左边有竖线，便知是指人名（这是读竖排版书的好处，大多横排版书不作此标识），而“裒”字单有竖线。这里的“裒”指司马裒，为东晋第一帝司马睿之子，与本文所言的“王裒”为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