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以来，政治方面，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秩序是二战后建立；经济方面，是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

20世纪，一战，二战，经济危机，联合国成立，民族独立运动，美苏争霸。教训：大国争霸，后起新兴大国争夺，以及霸权国家推行霸权政策，导致战争与对抗，而结伙、结盟对抗会引起更大的冲突，对人类造成灾难。经验：世界治理需要广泛参与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合作组织与机制，合作安全、合作发展才能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可持续。

21世纪，911恐怖袭击，次贷危机，美国承担责任能力下降，从开放转向保守，从世界警察变成世界“流氓”。经济上，美国将被中国超越；政治上，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发言权；社会上，西方价值观丧失主导地位，新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盛行。

公元1500年之后，工业革命后西方经济、科技和军事的领先地位奠定了国际规则制定权。到20世纪，全球存在、力量投射和干涉主义三位一体被美国奉为圣旨。“西方中心主义”发展演变成一种理论话语体系，西方文明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强势输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国际体系演变：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三十年战争，新旧教之争，教皇神权->国家主权），维也纳体系（欧洲五强，均势，1815），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一战/二战，美国主导，国际组织）。演变动力：国家类型变化与大国竞争，制度变迁，技术发展。

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西方之乱”，美国退群，英国脱欧，以邻为壑转嫁危机，炒作修昔底德陷阱，发动科技冷战。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多边主义对单边主义，以一带一路推动全球化2.0，以中国道路贡献中国方案。

美国：经济优势减弱，双赤字剧增，经济金融化，产业空心化，美元信用基础不稳，资本逐利，投资带动经济发展的传统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失去发展空间。资本收益率远高于劳动收益率，贫富悬殊扩大，阶层固化，族群不平等。政治极化，民粹主义兴起，草根路线挑战精英政治。战略调整，亚太再平衡，卸责护霸。综合之，绝对优势仍在，相对优势减弱，但仍是当今国际体系变动最显著的变量。

经济：世界经济力量从传统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转移。生产、资本、技术和贸易，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与发达国家的逐利目标在一定时期内相吻合。二次全球化，基于新国际分工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大量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使WTO边缘化，全球化VS区域化。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引擎。藐视规则的美国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最大的威胁。

政治：世界秩序由价值、国际制度和大国治理能力三要素构成。西方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支柱是贸易和战争。既有国际秩序是西方国内秩序的一种延展，并通过强权而强加在弱者身上。流行的价值观是强势民族国家物质文明的一种外溢。冷战后全球化的核心是经济上的自由市场和政治上的自由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仅限于特定族群。大国治理能力的变化是世界秩序变革的最根本动力。财富权利转移导致霸权衰落，具有不可逆性。

民粹主义：精英与人民两股力量的社会结构二元对立与对抗。平民的人民，主权的人民，民族的人民。左翼“仇富”，注重经济与阶层的政治叙事；右翼“排外”，强调国别、种族、宗教与文化上的差异和对立。“上下之争”超越“左右之分”。谱系：早期（美人民党/俄民粹党至纳粹），经典（二战后民族独立运动），新（冷战后西欧右翼），现代（金融危机后西方世界）。强人政治是民粹主义获得成功不可缺少的核心要素。选民需要“更容易得答案”，向往“更简单的时代”。没有民粹的民主不可能存在。

周边：中国成为推动百年大变局的关键力量，成为推动地区一体化的最强大的力量。亚洲周边地区“失去的40年”。全球贸易扩张速度无法满足亚洲的出口能力。

中国定位：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威尔逊理想主义：十四点计划，民主，自由，集体安全。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秩序维护者和全球经济领导者，建立以联合国安理会为核心的国际安全制度和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国际经济和金融制度。自由和平+发展和平，发展成为中国最大软实力。全球治理失灵、失衡和失序，中国推动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话语体系。战略克制以不触犯国家核心利益为原则，优先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外交：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所为，有所不为。一个大国的崛起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现象。超越零和博弈和冲突思维，秉持义利合一。

国家安全：权利转移（从西方到东方），权利扩散（从政府到非政府）。不确定因素增加，大国战略博弈加剧，战略忧虑上升。大国战略竞争比的是境界、视野和远见，是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竞争。发展带来利益和需求，同时带来威胁和风险。战略筹划须在需求和能力之间维持平衡。积极防御，间接路线。

百年大变局：权势之变，发展范式之变，生态之变，科技之变。新百年需要新理念、新文明，超越民族国家藩篱和意识形态对立。旧世界正在死亡，新世界是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