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桌卫民医生

胡卫民病倒了，住在北京医院，十天前，这个消息在衡阳医学院八零级微信群中流传开啦，大家很震惊，不愿意相信这种是真的。因为作为资深医生，深知身处三甲医院的胡卫民到北京医院就诊，那可不是一般的情况了。

胡卫民，我的大学同学，我们同属于衡阳医学院八零级这个大家庭。在中国社会最具有激情的年代---1980年代，我们在一起共同学习了五年。

胡卫民与我是一个大班的，我们在前一起上了三年的大课，几乎所有的大课，我么都是同桌，因为我们有共同点，首先，喜欢坐第一排听课，喜欢做课堂笔记，同样喜欢晨跑，最早到教室占座位。

那时候，为民是一个略带腼腆的大男孩，还带有一点点忧郁的样子具有一丝哲学范。我们在一起还有聊天的话题，相处的很平淡，但是也很友好。不是那种可以勾肩搭背走螃蟹路的朋友，而是那种埋在心底的互相认可，淡淡的，悠悠的，可以很久不见，但是只要想起，可以放下一切，去握一下手的那种朋友。

大学毕业了，在当时的大中专院校分配制度下，他回到了他的家乡，我在衡阳医学院附一工作，后来我去上学等等，因为不是同行，彼此联系不多，但是都记得，有时会有一个电话，足以。

进入了千禧年，我们都有了十多年的从业经历，也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了一定的工作积累。我们突然发现，为民的工作过程非常的艰难，因为他选择了一条在当时与大家都不太一样的职业道路-----慢病的管理与干预，从大健康的角度来关注群体的健康，这一条路走的坎坷、辛苦，自己所受的委屈与苦难自有他自己才有切身的体会，当然，经过了十年，可以发现，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也是医疗卫生工作的本质之所在。他的高血压健康普及教育、健康管理走在了全省的先烈，并且在国内也是首屈一指的。获得了不少的货真价实的荣誉，更为有口碑式的赞誉“为民医生”。

在这里，我想起了费孝通老先生的一个著名的论断“文化自觉”，我们作为同时代的人，为什么胡卫民能够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选找到医学人文本质，这就是文化自觉。

最近几年，我们的接触相对又多了起来，也算是我对为民兄的内心自省的敬佩吧。转折点是在2013年，那一年十月，他邀请我在他们医院承办的一个健康管理学术会议，搞一个专题讲座，而我这些年也开始关注医学社会现象，做了一个“大师辈出的思考与医生的文化自觉”的讲座。并且参观了他的领地-----娄底市中心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为他的工作不由得发自内心佩服点赞。

我们这一代人，也许有个共同的特点，而在胡卫民身上表现就特别突出，一旦认定，绝对是全心身的投入，为民兄为了他的健康管理与高血压事业，夙夜在公，搞微信公众号，搞这个群那个群，到处搞讲座，社区乡村都是他的足迹，忙的不亦乐乎，从而几乎完全忘记了自己，沉醉在工作中，陶醉在事业里。

终于，在一个多月前，他发现了自己体力不支，感觉自己有了一些不对头，这才想起来，自己必须给自己做一个体检，结果让一个原本充满自信的男人轰然一震“肝硬化、大量腹水”。

是天妒英才，还是命运多舛，这样一个优秀的男人，竟然得了这样的严重的疾病。胡为民的疾病得到了同为八零级同学的曾益新院士的关注，转到了北京医院进行了详细的检查、治疗。

诊断已经明确：“肝硬化、肝功能失代偿、脾亢、腹水”，这是肝脏功能已经几乎丧失的代名词。

在为民进入北京医院以后，我们的八零微信群披露这个消息，打击很震惊，很是关心。

我只是给了他一条私信“卫民同学，一定要仔细检查。老罗祝你早日康复”，一如以往的风格，我想，最小的可能打搅他，以免影响他的心态。

但是我作为长期从事移植工作的医生，从同学们的信息中，已经感觉到了，只有肝脏移植，才是可能的最好的方法。因为肝脏功能已经没有了恢复的可能。

今日，到北京开会，我早就做好了计划，到北京医院去看一看我的淡然如水的老朋友。

拨通了电话，那边的声音低沉无力“老罗，你好”。

“我到了北京，想来看看你，告诉我你的病房”

他发了一个微信位置给我，这就是健康教育管理的工具的习惯使用。

我轻轻的敲了门，推开了门，还没有见到我的本尊，屋里传来了他的声音“老罗，你好”。

我们的聊天，围绕着工作、治疗进行着。为民回顾了他的工作经历，我开始静静的听着，但是最后还是采用了插话的方式，因为担心他说话太多，劳累。

关于治疗，我向他直接言明了肝移植的好处与其他治疗的比较。如果肝脏移植后的的生存时间大于不移植保守治疗，选择移植就是有价值的。他的夫人接受我的观点，他也......有些认可了我的学术性的建议。

聊天快要结束的时候，为民招呼他的夫人把床摇高一点，与我一起照一张相，他说，来了很多的同学看他，他都留了合影，要记住同学们的友谊，

这个人，永远在考虑的是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