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促的住房

在上世纪，建国以后都是实行的是公租房制度。只有极少数在工商业改造以及城市居民是私房。公租房是指房产都是公家的。当时的公产房有两种，一种属于地方房产公司，一种是单位的公产。至于是否还有其他的性质房产，我的印象是没有了。

在那个时候，城市的房产公司掌握着当地的公租房的产权，需要租住房产公司的公房，的确不是那么容易。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只有极少数的同学住的是房产公司的房产。而这部分同学绝大多数都是家传的城市居民，也就是其祖辈就是城市人了，也就是城三代了。而我们则是城二代，根在乡下。他们的房产公司的房子则是属于人民共和国给城市劳动人民带来的福祉。

大家的住房都没有产权，住房与家的概念就是遮风避雨、安食安寝、一家聚首的地方，只要能够放下就寝的床、吃放的桌子就是家。所以对于住房来讲，不像现在这样，需要装修、需要环境、需要小区等。大家都差不多。而房屋则更多的是二层楼的筒子楼，或者是半边筒子楼。极少数是成套的有室有厅的住房。而城市房产公司每年可能改造的旧房也是少之又少。整个城市都是那种木质结构房子。尤其是蒸阳路最为突出，一旦起火绝对是火烧连营。

尽管社会发展较慢，但是城市毕竟在发展，而地方房产公司的建设能力有限，而且完全是按照国家计划进行建设，因此，城市居民的住房问题就绝大多数变成了单位的责任。单位办社会是当时的模式。每个单位有自己的幼儿园、子弟学校、集体宿舍等。

当时衡阳市与衡阳地区是一种非常奇怪的行政关系。衡阳市是一个县级市，衡阳地区是一个厅级单位，但是管不到衡阳市，后来衡阳市升了格，1983年地市合并，才是现在的行政格局。但是，衡阳地区的行政机关在在衡阳市，由于行政关系的问题，地区要在衡阳市有所发展很难实现。衡阳地区在市内的家属区是很小的。所以，地区干部的住房极为紧张。

我们家的公租房市府路。据说是1965年就住在那里了。一间房子，15平方米。这是一个半筒子楼，门前窗后空气对流特好，家家户户做饭就在走廊上。但是到了冬天，门窗四处漏风，夏天下暴雨，大雨经常飘进房内，做饭也就是问题。房子的地板就是直接的泥巴地，这倒也好，住在地下一楼的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挖上一个地炉子，在家里生火做饭，还可以烤火。至于家中的粉尘飞扬，谁也不在乎，更为恼火的是经常出现煤气中毒的现象。

这倒是其次。关键是这间房子承担的功能是极为丰富的。地地道道的多功能房，集各种功能与一体，是厨房、餐厅、卧室，卫生间吗？是在大院里面有一个公共厕所。

从我是的功能来讲，常驻人员父母亲加上我们三兄妹，祖父母及叔叔姑姑等进城来了都是在这间房子居住。这间房子里面摆了一张大床、一张竹床。有时候家里的人太多了，住不下去，只好到隔壁借住，或者是母亲到单位去住值班床。至于家里的家具，除了租用公家的一张床以外，几乎没有家具。所有的衣服全部是存放在包装箱内。

这间房子的第二个功能就是餐厅，两张床加上叠放的箱子以外就是一张桌子了。第三个功能就是厨房，夏天的厨房在门外的走廊上，到了冬天，由于门外风雨大，煤炉子很难燃烧的好，火苗不固定，只有在家里面做饭菜。父亲在房内挖了一个地炉子，这个地炉子也是一个大家都选择的冬天方式。可以烤火，可以做饭，还可以提升屋内温度。但是麻烦的就是满屋的煤灰，有时候还有煤气中毒之虞。我们全家就在1972年不幸一次。真的不知道当时是如何过来的。

到了1973年，我们兄妹都大了，父亲多次向领导反映的确是没有办法了，最后是一个大领导特批了一个条子，才在这间房子的楼上安排了一间房子，也就是有了30平方米。两大两小都住到了楼上，我一个人住在楼下。那时候开始有小偷了，心里面还是挺害怕的，但是在父母亲面前却又充了好汉，怕了胸脯。于是晚上就开着电灯睡觉，睡不着就看书，就这样也看了不少的书，最有印象的就是反映上海知青下放到黑龙江的长篇小说《征途》，在那本书里面我知道了河豚味鲜美，但是有毒。讲的是上海的苏北籍工人家里面没有吃的了，在苏州河边见到了有一些死鱼，就捡回家给了小孩子吃，其味道特别鲜美，结果吃了这些鱼的孩子都死掉了。看书看得很晚了就自然睡着了，结果由于开着灯，小偷看到了我们家里的一个闹钟（这是我们捶瓜子的收获）偷走了，我们全家气得要死。这样的居住条件可能大家都不敢相信，这时候父亲已经是衡阳地委的组织部副部长了。

日子就这样过着，到了1976年，我们家里遇到了绝对的好事情，衡阳地区在常胜路的一个大院修了一栋宿舍，共计32户。我们家得到了上级的关心，因为一家的住房太紧张了，分了一套三间一厨的串联房子，有了四十来平方，总算是要好的多了。

住房在那个年代是单位一个负担，每个人的住房都紧张。但是没有买房的经济压力。家家户户没有太多的区别，倒也心安理得。

国家在1984年开始进行房改，我记得是三个三分之一制，也就是一套房子，个人出三分之一，单位三分之一，国家补贴三分之一，但是没有人响应，也就无疾而终了。这个政策我们没有享受到。

1985年大学毕业留校工作，当时是在附一上班，学院编制，所以安排在衡阳医学院内的职工集体宿舍，结婚话也是集体宿舍。1988年底，孩子也有了，集体宿舍也不可能再住了，寄居在父母家中，考上了研究生，定向是附一医院，被学院驱逐了出来，附一没有宿舍，当时没有办法了，老父亲厚着脸皮，向当时的房地产公司申请公租房，终于在钱局巷的七楼有了一套一室一厅的小住房。也算是有了苟且安生之地。

1993年，博士毕业，通过自己与大学领导的多方努力，在附一的四栋七楼有了一套86平米的三室一厅的住房。从此住房不再纠结。不像现在，博士毕业，单位引进，还要开出住房的保证政策。

住房的变迁折射着社会的变化，更是一种进步，但是，现在的孩子们也可怜，所有的住房商品化，他们一毕业，就面临着住房的巨大压力，一套住房，甚至可以压垮一个人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