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我的人生教育的首倡者。因为父亲已经下放农村。我从乡下进城，父亲从城里下放到乡下。特殊年代的政治风云造成了我的人生教育第一课是由母亲完成的。

    我从乡下进城的时候是5接近六岁。在幼年时期，祖父给我的是一些较为传统的教育，这是祖父给我的遗产。主要是关于礼节、礼数、甚至一些农业方面的乡土知识。但是真正的现代知识教育祖父已经不具备这些能力了。所以必须进城接受教育。

    我的童年总是与父亲檫肩而过，在当时的年代这宗现象并不罕见。好在政治风云波橘云诡的年代，从来不缺少阳刚教育。母亲由于幼年的遭遇，更是一腔豪气。

    我并不否认，在那个年代，不管政治的风云变化，每个人的口号都是革命的，是主旋律的，是奋发向上的。母亲在我的人生启蒙教育就是革命思想的教育。尽管她并不一定能够得到上级的信任，她的政治取向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我称之为橙色。

    他给我们兄妹灌输的爱国爱人民的教育就是正确地。在政治取向明确以后，由于当时具体的情况，我进城以后并没有进入幼儿园，而是陪着妈妈在副食品店站柜台。柜台内外学认字、学算术，每来一个顾客，他买了食品以后，我总是要帮着算钱。

    母亲十分重视我的能力培养。加上工作忙、辛苦，所以将一些家务事教我做。最早是从买菜开始，当时都是国营菜店，并且副食品公司与蔬菜公司已经合并，所以菜店员工与副食品店员工都是同事，她将我带到了菜店，让那些叔叔伯伯阿姨都认识我，我就可以上岗买菜了。从此我承担卖菜的任务一直到上大学。在71年以后，有些私人开始偷偷上街卖菜，我已经是高手了，他们的菜要比国营店的才好一些，所以于私人打交道也不怯场了。在发展到奔走数公里直接到菜农的菜地买菜。

    后来又承担了体力型的购买任务---买米，每次背20斤米；挑水，开始每次挑50斤水，到现在为止我还记得当时自来水的价格是每一毛钱十三担水。全部是买自来水用。实际上当时的城市还是保留了水井，几乎是每隔几百米就有一个水井供市民取水。但是为了安全，父母亲不让我打井水用。到了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已经回城，在他亲在带着我到水井边打了几次水以后，发现我已经掌握了井中取水的技巧以后，才允许我打井水用，这样家庭里每月有可以节省一些水费支出。

    在接受采购与体力型培训以后，母亲又开始培养我的技巧性家务工作----做饭做菜。迄今为止，我已经有40余年的临灶经验了。对于烹饪也还掌握了一些技巧，并且还有自己的独特经验---这些经常与大厨们交流。

    记得很清楚，1969年，按照当时定的入学年龄规定，我可以上学了，而当时到处流行搞子弟学校，几乎所有的有一定规模单位都有子弟学校，其师资力量确实是不敢恭维。今天还拿着杀猪刀，明天就是老师了。所以当时副食品公司的子弟学校被人称为“豆豉学校”。父母当然按不愿意我到这种学校学习。到处找人到处碰壁结果我是在1970年才上的学。那还是母亲的一次巧遇，碰到了她的初中同学，当时是一正规学校衡阳市人民路小学（当时称衡阳市人民学校---滑稽吧）的革委会主任（校长），才开了后门，上了学。在这个学校，我遇到了好的老师，所以我尽管是在特殊的年代中上的小学，但是我的小学教育的根底还是很好的。殷增亮老师、熊连生老师等她们对我的培养与教育是倾心倾力的。当然，这次老同学的偶遇，为我们兄妹就学解决了大问题。我上了学，母亲挂了一年愁云的年上看到了笑容。

     感谢母亲，她让我在特殊的年代有幸接受了当时最好的教育，这对于我的人生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