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显然已看清这种博弈本质。中央追逃办2024年发布的《反腐败国际合作白皮书》明确提出，“反对将反腐问题政治化，反对任何形式的司法庇护”。这种立场获得越来越多呼应：2023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上，有87个国家支持中国提出的“资产返还优先原则”，比2015年增长32个。

国际透明组织2025年发布的《全球腐败趋势报告》显示，中国外逃腐败官员数量，从2014年的每年1500人以上，锐减至2024年的197人，降幅达87%。这种断崖式下降背后，是“红通追逃”构建的强大心理震慑。

对比两组数据可见这种转变：2015年天网行动启动前，外逃人员的平均藏匿时间为8.3年；2015年后外逃的人员中，已有62%在三年内被缉捕归案。新西兰司法部2024年一份内部报告指出，“中国追逃行动的精准度显著提升，70%的涉案人员在转移资产后6个月内就会被锁定位置”。

对于仍在观望的在逃人员而言，亚洲清零传递出明确信号：中国正将在亚洲验证的追逃模式复制到全球，包括三点核心经验：一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报构建全球通缉网络，截至2025年，中国已发出红色通报1300余份，比2015年增长280%；二是建立腐败资产跨境追踪系统，与全球102家银行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三是将反腐合作纳入双边外交议程，2024年中国与29个国家的高层会晤中，反腐合作被列为议题，占比达61%。

西方舆论对中国追逃行动的质疑从未停止。《经济学人》今年5月的文章称，中国的反腐行动可能损害司法程序的独立性，但这种指责却难以解释一个事实：63名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中，有58人当庭认罪，上诉率仅8.1%，远低于中国刑事案件15%的平均上诉率。

更深刻的影响在于规则层面。中国推动建立的一带一路反腐合作机制，已与65个国家签署合作备忘录。这种将反腐纳入国际合作框架的实践，正在挑战西方主导的反腐话语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4年研究显示，参与机制的国家，跨境腐败案件查处效率平均提升40%。

随着亚洲地区实现红通清零，全球目光聚焦于剩余的37人。中央追逃办那句“尚有一人在逃，就决不收兵”的表态，与其说是政治宣言，不如说是对国际反腐秩序的重新定义——没有法外之地，只有虽远必诛的决心。对于那些仍将西方司法体系视为避罪天堂的人来说，周静华被引渡回国的航班轨迹，或许是时候让他们重新计算自己的逃亡成本了。

（作者段跃初是北京中国未来研究会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