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边城》的艺术风格

沈从文的家乡“凤凰”地处湘西沅水流域，是湘、川、鄂、黔四省的交界，土家、苗、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家乡的自然风物深深吸引着他，他与童年的玩伴流连忘返于家乡的山水之间，陶醉在对于水的联想之中：“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考，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沈从文与水确实有着不解之缘。高小毕业后，沈从文还不满十五岁，即侧身行伍，到人世间去“读一本大书”。其后数年间，他随当地军阀部队辗转沅水流域各地。沈从文这样谈到家乡的河流：“我在那条河流边住下的日子约五年。这一大堆日子中我差不多无日不与河水发生关系。走长路皆得住宿到桥边与渡头，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发表于1934年，小说描写了山城茶峒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与摆渡人的外孙女翠翠的曲折爱情。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一个诗意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青山，绿水，河边的老艄公，16岁的翠翠，江流木排上的天保，龙舟中生龙活虎的傩送……《边城》中的一切都是那样纯净自然。然而最终美好的一切只能存留在记忆里：天保与傩送一个身亡，一个出走，祖父也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死去，一个顺乎自然的爱情故事以悲剧告终。

这不能不使读者陷入无边的怅惘。论及这部作品时，作者自己说：“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朴素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故事中充满了5月中的斜风细雨，以及那点6月中夏雨欲来时闷人的热和闷热中的寂寞。”湿润与和谐的水边小城，蓬勃着人性的率真与善良。“文明”社会古旧的礼法与习俗在自然人性面前难以施威。当生活中的各种情感都顺乎自然向前发展时，却有着这样那样的阴差阳错与偶然。由此，小说容纳了现在和过去、生存和死亡、恒久与变动、天意与人为等诸种命题，笼罩在整部小说之上的是一种无奈的命运感。在这里，沈从文创造出闪耀着神性之光的理想人物，既体现着人性中庄严、健康、美丽、虔诚的一面，也同时反映了沈从文身上的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式的情怀。创作边城时作者宣称，创造“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实际上却是针对湘西的“现在”，与非人性、非人道的现实生活“粘附”起来，为满目创痍的现实所感发，呼唤着自由的、美好的、“牧歌”式社会的回归，并以此对当时封建宗法社会进行批判。最终，作者把文章中描述的翠翠和傩送的爱情变成了一个“善”的悲剧，似乎是一个“谁也没有错”的悲剧。由于现代文明已经渗透进边远偏僻的湘西，作家感到昔日宁静和谐的生活环境与淳朴善良的民风将难以维系。他所能做到的不过是在文学作品中构筑一座供奉人性的小庙而已。

《边城》的艺术风格，是一首抒情的田园诗，一曲浪漫主义的牧歌。

沈从文执意要把《边城》写成“纯粹的诗”，主要是出于“怀旧”的主观抒情并要把它凝结成“诗”。正如他所说：“这一年，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才得到了排泄和弥补。”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故事成为作者这股内衷隐秘诗情的载体，抒情才是小说的“本事”与目的。所以，作者叙事的笔端，倾泻着、流动着作者对“爱”与“美”的诗性的讴歌与咏叹，使故事本身成为对“爱”的剪不断、理还乱的追觅与幻想。为此，作者还在艺术上追求诗意化的表现。人物描写方面，以关于动作、对话的白描与韵味发掘翠翠内心丰富的“潜台词”。如，翠翠只爱傩送，因此明确地向爷爷表示拒绝天保的求亲；傩送月夜上山为她唱歌传情，她在睡梦中身体随着歌声漂浮起来，“飞窜过悬崖半腰”，去摘象征美好爱情的“虎耳草”，追觅着甜蜜幸福的爱情。情节结构方面，以经纬交织、明暗结合的手法，衍生多变的波澜，切合、烘托内在的情绪节奏；在乡土风俗描写方面，将人物的活动置于一幅幅风俗、风情画面上，形成了诗情画意的意境，如，作者特意在故事中间穿插了对歌、提亲、陪嫁、丧葬、赛龙舟等苗族风俗的描写，构成一道鲜亮的风景线，使《边城》具有独异的乡土文学色彩，再加上几分童心话语的调色、叙述语言的抒情化等，构成了《边城》诗一般清新俊逸的风格。

从《边城》表现的内容本质及超现实的创作方法来看，它具有牧歌的风格。它的故事建筑在梦幻的基础上。这篇小说运用的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一半是“梦”，一半是理想的“现实”，并非对当时的二三十年代的湘西现实社会的写真。人物与故事是对当时社会真实的超脱与超越。作者在“边城”世界里有意识地消解了种种对立因素（两种婚俗观念的对立除外），既无阶级的对立，又无经济利益的冲突，更无人际关系的矛盾，有的是慈爱孝顺，达到了一个非对立因素的自然和谐、反璞归真的理想境界。作品的结尾采用了比较平和、并非绝望的结局：“这个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作者不忍心让翠翠彻底绝望，而让她带着希望接受爱情的考验与磨难，等待恋人的归来。也许会给读者留下希望、期待与遐想，使结尾更有余味袅袅的牧歌的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