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委托代理和组织制度上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
 
 

　关于委托——代理关系

　　曾康霖（1999）认为，明确委托一代理关系，也就是权责明确，使所有者能正确评价经营者的业绩，并给予应有报酬，使经营者真正能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政企分开的实质意义，也是为了排除这方面的干扰。周建松（1999）提出，商业银行要取得最大经营效率应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由最具备经营才能的银行家担任经营者，负责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二是商业银行内部从经营者到每一个员工都必须努力工作，不出现偷懒行为。要满足这两个条件，商业银行必须相应地建立两个有效的运行机制：经营者选择机制和对全体职员的利益激励机制。朱正元（2000）研究证明，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的代理人的各级银行经营者具有内在的扩张规模的动力，但没有风险硬约束的规模扩张必然加大风险的积累。商业银行的经营者不但受到利润收益的激励，同时还受控制权收益的激励，即利润外经营者的所有收入及从国有商业银行中的开支消费。许国平、陆磊（2001）的实证研究进一步发现，由于主要银行保留国有权，但银行经理又被赋予控制权，因此毫无疑问，每一项信贷决策遵从经理个人效用的最大化，然而，经理在拥有控制权的同时又不承担呆账责任，于是导致“所有者（国家）——银行（经理）”在权利——责任安排上的不完全性，并由此产生严重的内部经营道德风险。

　　高玉泽（2002）利用“制度——行为——市场绩效”的分析框架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问题作了探讨。他认为，激励——约束机制功能的不健全，对银行而言，意味着其利润损失不仅仅来源于资源的低效率配置，还来源于银行内部经济个体的不规范的劳动供给行为的作用。对职工而言，则意味着其收入损失不仅仅来源于银行漠视其劳动的自由使用权（最优配置）带来的低效率劳动供给，还来源于其劳动的边际收益远小于其边际努力程度，以及由此引发的主动性的低效率劳动供给。因此，无论是银行还是职工作为理性的自利者都将试图打破旧的制度安排和资源配置格局，以期寻求新的有利于实现帕累托改进的途径。强调初始合约的不完全以及激励——约束机制的不足，是导致部分高效率职工离开国有商业银行，使国有商业银行经营困难加剧的重要因素。

　　关于组织制度

　　山东省金融学会课题组（2001）研究认为，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以后，必须按照权力机构、执行机构、经营机构和监管机构相互分离、互相制衡的要求，建立由股东大会、董事会、行长（经理层）和监事会组成的银行法人治理结构，有效地行使决策权、执行权、经营权和监督权。国家作为所有者与其他所有者一样，通过手中所持有的股份来行使所有者权力，彻底杜绝以往的行政干预行为。刘伟（2002）强调：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国家控股，而在于通过股份制改造，其他的投资主体是否能够形成对控股方的牵制力，进而形成有效的银行治理结构。因此，在引入一般个人投资主体和国家法人投资主体的同时，关键要引入有经济实力且规范运作的民营投资主体及境外投资主体。因为分散的个人投资主体及国有法人主体并不能产生对国有控股方的实质性牵制作用。引入有实力的民营经济主体和必要的境外投资主体，一方面能够保持国有商业银行在产权多元化后国家的控股地位，另一方面能够改善单一产权条件下的银行治理结构及其运作机制。刘明康（2002）根据OECD、BCBS的要求，并结合中国银行的实际认为，银行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应该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清晰的发展战略；二是科学的决策系统；三是审慎的会计原则和信息披露；四是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五是开发和培育人力资源；六是健康负责的董事会。

　　王元龙（2001）提出，组织体系改革方案有多种多样，但以下两种方案较为符合国有商业银行的情况。A1方案：在保持总分行制不变的情况下，对国有商业银行的部分分支机构进行改制，使其子公司化；A2方案：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大部分或全部分支机构改制成为子公司，将总分行制改为集团公司制。姜建清（2001）、殷雷（2002）从行为、效率、控制、技术等角度分析了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设置弊端，并指出：按行政区划、政府层次序列设置的与行政体制高度一致的金字塔式组织体系是导致管理人员比重过大，管理成本、协调成本、交易成本较高，内控薄弱，资源损失浪费严重的根源。同时主张建立起总行——分行的层级组织模式，缩短管理链条，以进一步贴近市场。实现扁平化管理应是国有商业银行提高分支机构管理效率的战略举措，应成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孙涤（2001）等提出，应按矩阵式组织形式调整国有商业银行的内设机构，以便能与外资银行在同一平台上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