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华

　　2013年末，上海博物馆单国霖、钟银兰、凌立中相继以馆方和个人名义发表新闻^[1]和论文^[2][3]，将《功甫帖》定为清中后期双钩摹本，引发学界对这件作品的论辩。一些非博物馆学者分别从骑缝印形态、印鉴真伪、书法本体、内容形式、材质鉴定、鉴定方法论、鉴定逻辑、鉴定伦理、鉴定评价等多个方面对新闻和论文以及后期部分评论中的论据及逻辑进行了全面驳议和新证^{[4][5][6][7][8][9][10][11]}，苏富比、朱绍良等在流传经历与题跋著录方面进行了进一步更详实的考证^[12][13]。

　　大量的图像证据和逻辑证据显示，《功甫帖》是一件书写流畅、极具神采、符合苏轼书写习惯的苏轼手书真迹，并且已知的流传著录也都是可靠的。三位研究员对于古代书画的一些基本常识和鉴定逻辑的认知缺失是产生错误判断的主要原因。

　　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记载了所见《功甫帖》上“前后半钤四印”，与今天看到的该帖现状相符，表明这些收藏印在安岐之前已经经历了装裱拆离，以致归属难辨，尤其左下残印更因破损乃至无法释读，仅从所用水印泥观察尚无法独立确定其具体时代。安岐及后来观者的迷茫一方面说明了这些印鉴的古远，另一方面，这些印鉴在收藏史上传世稀少，地位并不显赫，这类隐秘知识的发现对于作品的辅助断代具有重要意义。

　　朱绍良发现《功甫帖》本幅右下“世家”半印即徐铉《私诚帖》（图1）中“义阳世家”骑缝印之左半^[13]。《私诚帖》中“义阳世家”为两个半印，最早由徐邦达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中合并，由此可以释出本幅左下残印应即“义阳世家”之“义”字上半部分。通过作图比较，两件作品上的印鉴完全吻合，如图2。加上前期众多文章中释读的“图籍”印，《功甫帖》上所有疑难收藏印全部被非博物馆学者释出。

　　由此也带来一个问题，此帖若为“从法帖双钩”，法帖上没有的“义”字是如何凭空虚构出来的？法帖上已经扭曲变形的“世家”半印又是如何修正回去的呢？

　　“世家”指门第高贵并且世代延续的血统，之前冠以地名则并非纯地理意义，要考证“义阳世家”的姓氏归属，需先了解中国姓氏血统观念发展上的一个重要现象——“郡望”与“祖籍”。“郡望”意为某一地域范围内的名门大族，为众人仰望，“祖籍”则是父系祖先曾经居住过的地方。由于人口迁徙，谱牒编写中“郡望”与“祖籍”就成为维系血脉关系“百世而不相忘”的重要手段。

　　钱大昕谓：“自魏晋以门第取士，单寒之家，屏弃不齿，而士大夫始以郡望自矜”，魏晋门阀制度对于中国人寻祖问宗的血统观念有着深刻的影响。隋唐开科举取仕之路，突破了门阀制度，但“郡望”现象并未消失，唐代仍以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并称“五姓七族”，门第最为显贵；宋代则以“赵、钱、孙、李”的顺序编排《百家姓》。以赵孟頫为例，其印鉴签款共出现三类地名，“天水郡图书印”，天水为赵氏郡望；“大梁赵孟頫”、“开封赵孟頫”，大梁、开封为赵宋故都，是为祖籍；“吴兴赵孟頫”，吴兴则是受赐封建之地。由于赵孟頫被封魏国公，门第显赫，其后人赵雍便以“魏国世家”自居。

　　血统溯源现象在发展过程中还有祖籍攀附问题，以眉山三苏为例，苏轼自称“赵郡苏轼”，苏辙文集名为《栾城集》，这都源自平民出身、屡试不第的苏洵出于“联宗”目的将三百年前唐代宰相赵郡栾城苏味道的籍贯作为始迁祖籍，但苏洵又在所编族谱中承认“自高祖泾则已不详”，这表明其中存在攀附问题^[14]。

　　一般来说，单独点明郡望，基本上就可以大致判定姓氏，其指向性几乎可以和文学中的典故现象相提并论，比如“天水郡图书印”，可以直接归属到赵氏名下。“义阳世家”印的指向又是谁呢？据《汉书》记载，西汉昭帝时，北地（今甘肃省庆阳西北）人傅介子出使西域，计斩楼兰王，功封义阳侯，因此如闽南、平顶山等地傅姓又以义阳为望，“义阳世家”也极可能姓傅。

　　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傅洵美在《义阳世家事略》中明确使用了“义阳世家”这个提法^[15]。

　　宋时多有地方官以避赵光义讳请改地名，如“义兴”改“宜兴”、“富义”改“富顺”等，均被核准，“义阳”也被改成了“信阳”。但据《大金集礼》卷二十三：“宋国史：太宗本名光义，太平兴国二年春二月诏曰：制名之训，典经攸载，矧乃膺期纂极，长世御邦，思稽古以酌中，贵难知而易避。朕改名炅，除已改州县职官人名外，旧名二字不须回避”，查苏轼《赤壁赋》、《祭黄几道文》等大量作品中均不避“光”、“义”，是故民间仍然沿袭“义阳”这个名称，并不避讳。

　　《义阳世家事略》记载了南安傅氏始祖傅实从光州（今河南信阳光山县）迁居福建泉州东郊定居繁衍的经历。傅实，字仲诚，生于唐咸通七年（866）正月初五，卒于后唐同光四年（926）十一月初九，官至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尚书左仆射，被后嗣尊为始迁祖，称“银青公”。唐僖宗时，由于黄巢之乱，奉敕带兵入闽南下泉州，傅实共传八子，分徙漳州、福州、晋江、南安、仙游等地，《福建通志》载“两宋仙游傅氏，蔚为大族。”

　　至此“义阳世家”印大致可以确定到从义阳迁居闽南的傅氏家族。由于姓氏流传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样的推断必然会得到后来陆续发现资料的证实。

　　就在除夕凌晨，淳石斋田振宇兄发现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北宋吕公绰《真诲帖》(又称《人事匆匆帖》、《致邃卿学士尺牍》，图3）上也有“义阳世家”骑缝印，相继台北故宫博物院何炎泉先生也通报了黄庭坚《婴香帖》（图4）上的“义阳世家”印，上述印鉴与《功甫帖》、《私诚帖》完全一致（图2）。

　　《真诲帖》下果然还找到一枚带宋代退化九叠篆风格的朱文“莆阳傅氏”印，不仅验证了之前推断的姓氏归属结论，同时也让“义阳世家”印的时代属性豁然开朗。

　　“莆阳傅氏”即傅氏仙游支脉，自傅楫而下，“三世登云，四代攀桂”，显赫一方。傅楫（1041～1101），字元通，治平四年（1067）擢许安世榜进士；傅楫长子傅谅友，字冲益，绍圣元年（1094）与从弟岩同擢毕渐榜进士；孙傅佇，字凝远，重和元年（1118）擢王昂榜进士；知柔从侄牧，其为诚之生父，绍兴二十四年（1154）牧擢张孝祥榜进士；傅佇传二子，长傅汶，以父荫补官，次傅淇，绍兴三十年（1160）擢梁克家榜进士；傅诚为傅汶、傅淇之从子，字至叔，淳熙八年（1181）擢黄由榜进士；傅诚之弟傅諴，字友叔，淳熙十一年（1184）擢卫泾（1159～1226）榜进士^[16]。

　　“莆阳傅氏”其下联署风格一致的“清叔玩府”印一枚，翻检历代书画，笔者发现这二印联署还见于辽宁博物馆藏唐欧阳询《行书千字文》（图5）的后隔水与接纸骑缝上，两件作品中“两枚”印鉴微观间距和方向完全吻合，可以判断“两枚”印鉴应是连珠，实为“一枚”，如图6 。由此郡望、祖籍、居地、姓氏、名号的并行如同基因序列一样进一步将“义阳世家”印精确地归属到仙游傅氏家族。

　　傅清叔，生平不详，仅赵孟坚(1199～1264)《彝斋文集》卷二有一首《追咏西湖行乐寄傅清叔》，将其活动年代锁定到宋末。诗中记叙了闽南傅清叔在杭州西湖借居侯门大宅度夏，饮宴游乐、竟日歌舞、结社联诗、风雅无限，生动阐释了“清叔玩府”的含义。

　　按傅氏用印和赵诗题名，结合古人称谓礼节可知“清叔”应为表字。由赵诗谦恭的末句“浪吟无次第，聊表未遗忘”可知傅应长于赵。按前述傅氏世系，傅诚、傅諴应与卫泾年龄相仿。从姓名表字的规律看，傅清叔与傅诚、傅諴表字中都有一个“叔”字，应为同一辈份，几个人的表字串联起来取意或许是“好朋至友清如水”，正好与“诚”、“諴”的意义相表。结合赵孟坚生年，傅清叔生年应为118X或119X年。

　　《功甫帖》的递藏，因为“义阳世家”印鉴的释读、考证，就此出现早到南宋的完整证据链。

　　进一步发现，郭祥正最后履职奉议郎的地理范围福建漳州与义阳傅氏家族分布范围一致。考察郭祥正从当涂前往汀州赴任的行动路线，与浙东南路线动辄翻越或绕避千米大山、横跨大河、不断更换交通工具的路线相比，最佳选择是经九江、鄱阳湖、南昌、吉安、赣州、会昌，全程水路直达瑞金（海拔200米），转陆路入汀州（海拔300米），途中仅一处陆路翻越，最高海拔不到600米。途中九江与苏轼谪居的黄州水路相望。按照赵孟頫《兰亭十三跋》式的休闲方式从杭州到大都4000里只需一个月，从当涂到汀州基本全程水路约2000里应不会超出20天。按照宋代的规定，超过2000里的赴任行程许假60日，郭祥正有着非常充裕的时间条件沿途访友。

　　因此推测：《功甫帖》为元丰四年郭祥正赴任汀州途经九江时，绕道看望苏轼，离开时，苏轼送别的一件名刺帖。郭祥正离开黄州，收好《功甫帖》到达福建，后入狱，此帖流落漳州，辗转被义阳世家莆阳傅氏家族收藏，递传至傅清叔，这是作为一个在当时流通变现性较小的小品最短、最便捷的传递路径（从收藏印、刻帖角度考察，大量的宋代小品书画作为非正规藏品直到明末清初才受到收藏家重视）。当然，傅氏家族中在外为官经商者不在少数，藏品交流的可能性也很大，并且较早重视到名刺、药方、书信等小品杂项的收藏。

　　傅清叔，与赵孟坚有交往，财力雄厚，雅好收藏。晚期，傅清叔在欧阳询《行书千字文》递藏中与贾似道（1213～1275）有过直接或间接交流，赵孟坚有可能作为中间环节，由此可见傅氏的鼎盛下限约在贾似道当权时期，这与仙游傅氏家族在科举和政治权力这一传统领域南宋末年盛极而衰的统计情况是一致的。

鸣谢：对于朱绍良、田振宇等先生的重要发现和李跃林、吴斌、康耀仁、杨岩松等先生在图片扫描、文献查阅、文稿修订等方面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