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滋儒学记

【宋】胡瑗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职教化者在师儒，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学校之兴莫过于三代，而三代之兴莫过于周。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艺教万民而宾兴之，纠其有言异者诛，行异者禁，其所言者皆法言，所行者皆德行。四海之远万民之众，若符节之合，影响之随，教化明于上而风俗成于下也。故其材之成也，大则可以论道、经邦，小可以作而行事；其出也可以长，其入也可以弟；无他，盖本于学校之教而已矣。

三代而下言治者称汉唐，然未知先王教化之意，而人自为学汉之士，则党同门、妒道真。唐之文则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则于教化固可知矣。

国初承五代之乱，祖宗留意庠序之事，而士犹弊于俗学。神考聪明睿智慨然思革其弊。于是，新太学立三舍、订经义、立师儒，天下学者知所从，哲宗因之外至。郡邑率令立学选贡士，诸路使者提其事而督察之。由是，淫辞息诐行消，上下相勉兴起于善，而大道之文，炳然与三代同风矣。

松滋之为邑，在江陵之西，其民淳而易化，旧有学舍湫隘尤甚。邑大尹临川邹君明敏好学，有乐英才教育之意，诏下兴学，竭力营之。殿宇弘壮为二堂：曰笃讲，曰议道；堂分四斋，为屋三十余楹，而又面学凿池抅亭其中，前为厅以讲射，名其亭为观德。凡俎豆之事在古制之所有者，无一不具；弦诵之声，诸生乐然从之。愚将见人材之成以副国家之用者继踵而出矣。诸生求记，遂以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