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中学那时候大学还没扩招，大学生相对来说还是一种稀罕之物，可不像现在跟菜市场的大白菜似的满眼都是。我生活的地方又是个小城市，大家对名牌大学的学生更是无比敬仰。我记得有一次，几个人凑在一起玩牌，有个同学慌慌张张跑进来说，厕所里有个大学生，上海交大的！我们马上提出要去观摩。他领着我们跑进公共厕所，对着坑用手一指：“就是他！”那人胸口别着一个校徽，手里捏着一团纸，蹲在茅坑上双眉紧锁，满面红光，让人好生敬佩。在我们眼里，他脑门上仿佛写着金光闪闪的两个大字：牛人。

 我不知道现在的中学什么样子，反正在我们那时候，师长们教给我们的人生目标就一个：成为像那位坑上客一样的牛人。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学校系统地、深谋远虑地铲除掉我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换给我们一脑袋的标准答案。

2012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搞了一个阅读调查，说中国人每年平均读书4.3本，对比之下，韩国人是11本，法国人是20本，日本人是40本。对这个数据，有人做了很多解释，从经济到互联网再扯到堕落的国民性什么的。我倒没想那么复杂。从我的经验观察看，大家不喜欢读书，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受的教育让我们讨厌读书。要是把书必成美女的话，中国的学校就像一个净身房。如果你不像韦小宝那样作点弊，而是在里头老老实实地让干啥就干啥，让怎么想怎么想，日后多半粉白无须，视美女如浮云，断了那个念想。

比如说鲁迅。鲁迅一代文杰，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都不做第二人想。他的《野草》《故事新编》《且介亭杂文》，直到现在都无人可及。但在我的中学时代，他是最招人烦的一个货。就他事多。华大妈掏出钱，你华老栓拿着走就是了，儿子都病那么厉害了，还要“抖抖地装入衣袋”，还要捏一捏，按两按，还要“硬硬的还在”。每个形容词都金光闪闪，每个动词都不可替代，都要我们分析。还有，门口两个枣树你就说两棵枣树，非说一颗是枣树，另一颗也是枣树，这也要我们分析。分析的不对要扣分。直到后来仔细读过鲁迅全集以后，我才相信鲁迅也是被我们冤枉的。换上他来做这分析题，30分的题能扣40分——因为还要倒扣10分的态度分。

所有的文章都要划段落大意，总结中心思想。中心思想还都有格式：该文通过什么什么，表达了什么什么，鞭笞了什么什么，赞美了什么什么。还都要抄到本本上。再好的文章也架不住这么折腾啊。中国的老师们就像劝善戒淫的高人，手持风月宝鉴，将美女一举照成骷髅，然后掀髯一笑：且看老夫手段！

我在中学还有过更离奇的经验，比如我曾用抄黑板的方式学英语。我们英语老师每天一写一黑板，一学期下来我能攒好几厚本笔记，里面结结实实都是知识。什么动词后面跟不定式，什么后面跟动名词，什么动词后面既可以跟不定式，也可以跟动名词，以及in和at的六十多种微妙区别，我都知道。哼，小本本上都有。但饶是我苦学了这么多年英语，对不定式和动名词有这么大学问，但工作后和外国同事交谈起来，他们却常常陷入沉思，皱着眉头眯着眼睛，那样子就像闻到了什么煤气味，撑到最后说声：Pardon？

 时过境迁后，我并不想抱怨。其实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我中学时代的老师基本上都是好人，他们那么做都是为了把我们送进大学，而且我也确实也进了不错的大学。说起来我当然应该感谢他们，不该得了便宜卖乖。而且换一个宏观角度，我也理解，中国高等教育僧多粥少，各地差距又大，要公平地筛出一部分人上大学，题目就要形式上刁钻古怪，标准上整齐划一、本质上平庸愚蠢。但所有这些感激，这些理解，都消解不了那六年里的日日夜夜。

在整个六年里，我学会了很多本领，我知道了怎么计算从斜坡上缓缓滑落的小木块、知道了怎么从四句赞扬我党的话里挑出赞扬最得体的一句，知道了许多重大事件发生的准确年份，但是没有一个师长曾经告诉过我：知识本身是美丽的，是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也从没有一个师长曾经告诉过我：在标准答案之外，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叫诚实，另一种东西叫虚伪。如今我是一个成年人，能理解我以前未曾理解的事情。那些师长们年复一年教授着这些标准化的知识，揣摩出题人的心思，我们烦，他们难道就不烦？你又让他们如何去热爱那些知识？又如何要求他们把不存在的热爱传达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