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出很兴奋的样子说：“好啊！看新房子！我们能买多大的呢？”李成说：“争取不要超过60万吧。还要留些钱买车呢。”

接下来就是谈论房子和车。这都是我不关心的东西。我没有概念。关于房子，我只知道自己住应该多大，不知道两个人需要什么样的生活。李成很兴奋，他说了很多。我一直微笑，耳边突然响起崔健的混子“嘿嘿，微笑，嘿嘿嘿微笑，无所谓的无所谓的无所谓的微笑”。

上大学的时候，出于附风弄雅的心理，我听了很多摇滚。因为听完之后没有觉得感动，就一个劲的反复听，期待从中听出点什么来。其中就包括崔健的“无能的力量”。当初寝室的姐妹对这张专辑的评价是：如果崔健不开口，音乐还是满好听的。我和她们感觉不同，我觉得崔健并不那么难听，而音乐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后来一个女孩爱上了一个组乐队的男生，经常带回来更难听的东西，我就不用再特意寻找摇滚了。当时我们一致认为她从男朋友那里带回来的最好听的就是bon jovi了。剩下的只能用可怕来形容。像我们这样一群斯文老实的女大学生每天开着收录机听鬼哭狼嚎，原因只能用“年轻”来解释。

无休止的听摇滚行为终于在某一天寿终正寝了。原因是很复杂的。首先是我发现我不会唱歌了，如果唱，只会唱校广播站那个俗不可耐的DJ选出来的歌，我经常听得那些东西是不能供我唱出来的。另一个原因比较复杂：当时一本叫Music Heaven的音乐杂志是我经常购买的刊物，这个杂志特别擅长写一些高深莫测的评论，让你以为他们推荐的音乐真的高深莫测。那时候我总是很盲目相信一切理直气壮的言论，很惭愧其中很多歌在我听来着实一般。我觉得自己没有品位，没有慧根，并为之产生了某种自卑情绪。现在想想，他们确实推荐了很多方方面面都比较平庸的作品，毕竟人家是在做杂志。后来他们可能也觉得老是推荐格莱梅太不酷了，就出了个激进的副刊，好像是什么朋克时代。忘了是不是第一期的某一期，我和寝室的姐妹一起怀着虔诚的心，开始听他们刊物附带的朋可专辑。我们聚精会神地听了一遍，同时向对方发问：“不是说有两首中文歌吗？”于是我们很不甘心的对着歌词又听了几遍，在第三遍的时候终于听清了一句中文歌词：“终于让我知道了你的狠！狠！狠！狠……”从此我牢牢的记住了这个乐队的名字：盘古。

这两件事让我对这些可怕的音乐失去了兴趣，从此我终于开始听一些正常的东西了。当然这种魔鬼训练对我也不是一点好处也没有，那就是我的接受能力比别人强了很多，以前很多根本不能接受的音乐也开始听出了韵味。

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发现京剧真得很好听。

我正在回忆我的大学时代，李成的声音叫醒了我：“艾米？你发什么呆？”我脱口而出：“我在回想大学时候的事情，一转眼都有人向我求婚了，时间过的好快啊。”李成笑了：“是很快。上次同学聚会，我们班竟然有个同学孩子都上幼儿园了！”我们开始感慨毕业后的一些变化，我为我刚才机智得体的回答而吃惊——我竟然没有老老实实地说：我想起了崔健的一首歌。不知道是女人都有这样的天赋，还是我终于不可避免的成熟了一点。

星期五又被我用来面试了，这次我的借口是父母来北京。孙总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一言不发的在请假单上签了字。

这次运气不错，面试了三个公司都比较正规。唯一的遗憾就是离我住的地方有些远，本来租房子的好处就是可以方便的换房子，可是我和小美都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房东也乐得有两个干净省事的女孩子常住，所以双方都从来没有过改变的念头。我们公司有人上班要花1个多小时，在他看来这也没什么。我可不愿意，半个小时我都嫌麻烦。李成说我是个享受主义者，但他又说女人要是不愿意享受就没有意思了。

周末没有成都赛区的比赛了，要等到杭州赛区比完，才一起去长沙比赛。我喜欢的成都选手暂时看不见了，百无聊赖中，我和小美一起比较认真地看了杭州赛区的决赛。

我已经越来越不喜欢柯以敏了，她今天的打扮可以用“可怕”两个字来形容。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无袖连衣裙，做了一个埃及艳后式的娃娃头。柯南之外的摆设评委再次换人，这次是被我和小美戏称为“小鸭子”的英俊小生黄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