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经商，历史源远流长，其商业文化博大精深，代代相传数千年，兴而不衰。如今世，我儒家核心思想早已被日韩等国的一流企业奉为不二家法，且均已取得巨大成功，不得不说，这个现状其实将国人摆到了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上，我们不得不开始重新探究我们的历史文化，究竟旧时的商业文化是怎样的，我们该怎样去打磨这柄利器。

我国历代君王都有重农抑商的思想，商业产生的历史非常久远，但发展十分缓慢。这就形成了有鲜明特点的传统企业文化。现代企业奉行的无非就是“诚信为本”、“薄利多销”两大理念，万变不离其宗，一切经营管理之术皆始于此。而这两大理念则是分别出自儒、道两大家。

儒家文化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文化思想，其实质是伦理文化、道义文化，以“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念来调节人们的行为和利害冲突。孔子有云“君子明得大义，小人只懂财利”，汉代大儒董仲舒也说“要重视道谊，不谋利益，不计功利”，可见儒家思想教育我们要不计功利，要使个人的行为与仁义、道德、道义相符，这种理念也可以说是“诚信为本”的雏形，对我国企业价值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朝年间，有一商人名叫舒遵刚，精榷算，善权衡。经商之暇，喜读《四书》、《五经》，他把书中的义理运用于经商之中，他曾说：“钱，泉也，如流泉然。对人言，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国且如此，况身家乎。”子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以义取利，德兴财昌，舍义取利，丧失了“义”也得不到“利”，为商者应深以诫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如果一个经营者有长期的理性和智慧，他必不会用恶劣、卑鄙之手段去获利；用恶劣的手段去做任何生意，最终都将会失去已获的利润。

明代苏州有个叫孙春阳的杂货店，其店分为南北货房、海货房、腌腊房、酱货房、蜡烛房，“售者由柜上取下一票，自往各房发货，而管总者掌其纲。一日一小结，一年一大结。自明代至清乾隆年间二百多年，子孙尚食其利，无他姓顶代者。”在苏州这个店铺生意竟能兴盛二百多年，其成功之奥秘当得益于用人以诚，店规之严。可见，“诚信为本”是中国人经商的传统美德。

而道家认为，人非草木，必有七情六欲，或贪嗔痴念。持而盈之不可常保，金玉满堂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古人认为商业经营的根本须免除贪念，物极则必反。

先秦大商理论家计然认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他主张“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司马迁说过，“贪买三元，廉买五元”，就是说贪图重利的商人只能获利30%，而薄利多销的商人却可获利50%。

这就是所谓的“薄利多销，无敢居贵”。即使放诸到今天，仍是众商家立足起家、护旗扩张之根本。

汉高祖刘邦的谋士张良，早年从师黄石公时，白天给人卖剪刀，晚上回来读书，后来他觉得读书时间不够用，就把剪刀分成上、中、下三等，上等的价钱不变，中等的在原价的基础上少一文钱，下等的少两文钱。结果，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卖出剪刀的数量比平日多了两倍，赚的钱比往日多了一倍，读书的时间也比往日多了，所以民间有句谚语：张良卖剪刀——贵贱一样货，说的也是这个意思，道理虽浅，见则难。

贱买贵卖，获取利润是商人的基本目标或经营手法。中国古代商人不乏有唯利是图的奸商，但是廉贾也不少。周敦颐曾在《通书》中写道：“诚者，圣人之本”；“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诚”可以赢来商业信誉，引来更多的顾客。以树立“诚信无欺”的经营信誉赢得顾客，以“薄利多销”来增加利润。这种企业理念也可以被视为中国传统企业道德的核心。

韩国作家崔仁浩曾在《商道》一书中谈及“商术”与“商道”的分别。“商术”得小财，即钻营获利的直接伎俩，为可在短期内取得收益的术法。而“商道”则大至无形，为做人之根本，品行正则事方成，讲究“无道即有道”，以文化理念来战胜自己，来获得源远流长的不息传袭。历史上的韩国巨贾林尚沃正是奉行“仁”术的典范，一生中大起大落机遇灾祸不断，但始终秉承与人为善、诚信不欺、忠君爱国的原则思想，终获成道，参透人生，取得了圆满的终生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