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我异想天开地想拍一部电影，并为之付出了一些在外人看来很荒谬和幼稚的努力。当然，这个念头很快就消失了。原因不光是因为我对拍片子一窍不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以我的观察，拍片子实在是太苦了。两年前的夏天，有个导演约我写了个电影剧本，还很热情地邀请我去拍摄地——位于山西北部一个鸟语花香的山里长期探班。基于好奇和认识剧组里的漂亮姑娘，我屁颠屁颠地跟着他们上了山。一个月后，我扛着一大包山蘑菇和土特产跑了出来，临走前告诉导演，除了给我剩余的稿酬，别再给我打电话了，除非去海南岛拍海滩，我再也不上你们的贼船了。

多年以后，那些苦行僧般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以至于让我至今仍然对那个导演暗生敬佩。这可不是拍马屁，假如你有机会去跟随一个剧组，尤其是非都市娱乐类的故事片剧组呆上一个月，你就会明白屏幕上那些光鲜照人的镜头，都是用非主观性减肥的代价换来的。当然了，我还不算是最不幸的人，据说最苦最累的，是拍记录片的人。原因很简单，记录一段周期无比漫长的影像，需要的是野驴一般的体力和自虐般的坚持。

半个月前，我收到一盘记录片，因为感冒发烧，我断断续续花了近一个星期才看完。怎么说呢，最大的感受是，拍这样的一个片子，得多他娘地费劲儿啊。导演叫王逸人，是某报社的副刊编辑，我跟他认识大概有三年多了，之前对他最深的印象，是他在电话里催稿子：急茬儿，赶一篇稿子给我，明天早晨之前发我邮件。连说再见的时间都不给我留。每次我都在想，此人肯定是把时间全浪费在泡姑娘和打牌上了——既然稿子比上厕所急，你倒是早说啊。后来我才知道，他把自己全部的业余时间几乎全奉献给了记录片。

言归正传，说说这个记录片。片名叫《蝶变》，内容是关于两个变性人的经历。主人公本来是三个男孩子，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其中一个退出了，其余的两位一直坚持到了最后。影片从导演的阐述旁白开始，一直到“绝无假货”的背景字样结束。片如其名，这是一个真正蜕变的过程。两个互相认识的男孩，为了变成心中期望的样子，一直在外漂泊打工，等攒到了足够的手术费，毅然走进医院。

我想，最令人难忘的，莫过于她们在从手术台上下来之后、以及在面对媒体和生活里的好奇时，那种坚定和坦然的眼神了吧。我特别注意了一下，两位主人公在几乎所有的时间和镜头里，眼神中都没有一丝的躲避和不安——我所指的是她们在面对别人投射过来的目光时。我想，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对于两个如此“特殊身份”的女孩子来说，拥有这样平静的心态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处于蜚短流长的家乡里，她们的平静足以令人感到震撼。

宽容，这大概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一个东西了。

最后，两个好朋友分开了，或许是出于感情维系中的问题，一个人首先退出。几年后，她获得了“首次世界变性人大赛”的“最佳新闻印象奖”；另一个人则“继续生活在自己的江湖圈子中”（导演语），尽管生活状态不同，变性后取得的预期成就也不一样，但有一句话才是最重要的：不管怎么样，“她们都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至于那个本来想变性、但后来因为家庭压力而退出的男孩子，我想，他拥有选择自由的权利。对于计划的变卦，这没什么错而言。关键是他找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角色——他自己说，“要以男人的性别面对社会”，不管怎么样，他都会坚定地面向未来，这点无疑令人欣慰。

另外，我想特别说一下手术过程。我不太清楚导演是怎样说服主人公的，但我每次看到那个将手术过程大白于天下的片段时，总是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以前我老跟别人开玩笑说，“我是个拍片子的”——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医院工作，类似手术的场景可以经常见到。但纵使这样，在看到为两位主人公做手术的部分时，也会有极强的冲击力。我想，这一点恐怕也是所有记录片最引人争议的地方。追求真实和全面当然是记录片的铁律，但在将类似血腥（这个词语肯定不太合适，姑且用它来做个比喻）的场面也原封不动地展现在观众眼前，到底是否应该？我现在还没有想明白，也说不好，所以，暂且当成一个疑问，搁在这里。

面对一个作品，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无论是歌曲还是建筑，一千个人总有一千种意见。就我个人而言，这部片子的毛病除了技术方面的清晰度（这种客观因素不是所说的重点）之外，中间穿插的许多镜头我很不喜欢，不管是大桥倒塌的见证，还是各种环境的强调，就算是有隐喻，也不应该破坏整个片子的流畅。偶尔的传承转接当然必不可少，但有的地方时间太长，势必会造成观众注意力的转移和影片重点的偏向。

总体来说，在我看过的记录片里，《蝶变》实在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品，不光是题材的选择和把握，生活点滴的细腻显得尤为优秀。更重要的是，无论它是否能获得各种各样的奖项，至少它让我们看到了民间影像的未来和希望。对于一个业余记录片导演来说，能做到这一点也应该足够欣慰了。

实现梦想的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坚持。对两位“蝶变”的女孩子一样，对王逸人也一样。

做为王逸人的朋友和观众，我希望能够很快地看到他拍出来的更好的片子。

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