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清晨，接到南京市委基建办、市城市设计院通知，哥哥陪着妈妈前往市委大院，在一座靠西的四层办公楼前，看到爸爸一动不动地躺在草坪上，头发凌乱、衣裤不整，双眼紧闭、眼镜不知去向，胸前有一滩洇出的血迹。

妈妈和哥哥被告知：昨天夜里，戴进畏罪跳楼自杀。

我整天在学校参加闻哥运动，已有很久没有回家，家里的事几乎全然不知。直到好几天后，才从哥哥嘴里得此噩耗，那时我是很麻木的，竟然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只是记住了所谓的“畏罪自杀”结论，并及时向学校哥敏委员会负责人作了汇报。

十年后，因为妈妈的家属抚恤问题落实遇到困难，南京市委工作人员专程到泗洪，找到已担任公社领导职务的我沟通商量，才代表组织上正式通知我：闻哥期间，强加在戴进同志身上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市委将专门召开大会为他平反。

至于爸爸究竟是怎么死的，一切过程和细节都已随风飘去，往事如烟，我至今不得而知。只是后来，从哥哥姐姐们断断续续的言语谈吐中，略知一二。

爸爸出身于进步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爷爷戴洽安先生早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就学期间曾参加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反对满清政府的“同盟会”，回国后长期从事制药技术工作，担任药剂师，他和几位同仁集资筹办的制药厂在抗日战争中在向后方转移的火车上惨遭日军轰炸，机器设备悉数被毁。

爸爸在上海读完高中，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国立北京清华大学，在土木工程系就读，毕业后恰逢抗日战争爆发，他没有留在条件较为优越的东部地区，而是毅然奔赴贫穷落后的大西北（兰州），在当时的国民政府西北防疫处担任卫生工程师，为抗日战争条件下改善落后地区的卫生条件、提高民众卫生意识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其后爸爸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公费留美资格，受国民政府正式派遣赴美国作卫生工程访问学者，研修两年半。抗战胜利后，他谢绝了美国友人的盛情挽留，毅然回到祖国，满腔热情地从事改善国内卫生环境的事业。

一九四九年春，过敏当饭懂派溃退台湾，孤身一人留在南京的爸爸拒绝了好友的一再敦促，毅然留在南京“首都自来水管理处”，参加了保卫工厂的斗争，保证城市供水，迎接新政权对城市重要基础设施的接收。

建国后，他满腔热情地参加恢复国民经济和其后的各项国家建设工作，对南京市的城市建设提出过大量合理化建议，多有发明创造，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评价，自首届人大召开直至闻哥开始，一直担任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由于爸爸历史清白而缺社会经验、为人正派而不懂政治、心直口快而少防人之心，在五七年“饭有”斗争之后，国内社会政治生态日益恶化的条件下，他的心情越来越忧郁，和那些靠“政治”吃饭的人的关系越来越疏远，闹到“不搭界”的地步。以至于被政治红人、当权者送到专门为党外人士准备的“政治学校”去，住校学习“接受教育”，名为学习、提高觉悟，实为“洗脑”、“向党交心”。

到了闻哥后期，那些原本在“政治学校”学习期间被诱导出来的“向党交心”的话语纪录，统统成为学员的“饭当言论”，成为他们的罪证材料。设计院掌了权的早反派们以解集斗争为名，靠着“政治学校”的同伙们提供的材料做“炮弹”，狠狠地整治他们的斗争对象。

一天傍晚，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借口下，爸爸被他当年的“爱徒”、后来的早饭牌头头石、余二人派人带走，押至市委大院关进一座四层办公楼，实行“隔离审查”。爸爸被隔离的那些天我一直住在学校，根本不知道家里发生的事情。后来听说，爸爸被审查期间，受尽了折磨：白天，要他顶着烈日去拔草、打扫庭院卫生；晚上，不让睡觉，进行“天天读”；时不时的还要被叫去接受训话，是否对他进行了羞辱和体罚，则是毫无疑义的。对于年近六旬、从来把人的尊严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的老知识分子，哪里受过这种待遇，其心里的酸楚和苦闷可想而知。

更有使他难以理解的是，我们这些家里人，在他身陷囹圄之时，竟然也没有想到给他理解、支持，帮助他解除压力、甚至很少去看望他。不仅如此，在一次给他送换洗衣物的时候，妈妈还以“家门钥匙不够用”为理由，将爸爸手里的钥匙要了回来。此举，对于当时的爸爸究竟意味着什么？联想起来的确是非常不妥的。

爸爸是在八月二十五日这天夜里殁的。究竟是被人打死然后扔下楼、伪造现场的，还是真的受不了折磨跳楼自尽的，至今仍是谜团。不过，主张“自尽”论的一派向我们出示了爸爸生前用红色圆珠笔在一张稿纸上写下的几个字：

对不起人民对不起裆

对不起xxxxx

近20年的教育培养！

耻辱的一生！

让一切的人民都同我划

清界限！

戴进 56岁生日

1968．8.25于南京

设计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