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毎天散步打招呼的王燊老先生駕鹤，转载此文怀念。)
听王燊讲乐山故事
来源： 作者：单村 发布时间：2011-05-19 01:02:00 点击次数：275
坐在鹤发童颜、精神矍铄的90岁老寿星王燊家宽敞温暖的客厅里，窗外珞珈山枯黄苍茫的林莽寒意渐远。我们谈起抗战，谈起乐山，谈起那遥远而又令人难忘的往事，时光开始悄悄倒流。

1939年王燊在武汉读高三时，有个王姓同学的哥哥是上海沪江大学管校印的。中日战争爆发后上海首先沦陷，那同学的哥哥流亡到了武汉。只要愿意，王燊的王姓同学都给他们制作假的沪江大学肄业生证明。王燊也弄到一个，不过他谨慎地用了一个假名“王少刚”，于是王燊成了沪江大学物理系一年级的肄业生。“不久有个同学从四川来信告诉我说报纸上登了，我被分到东北大学借读。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我一下便成了大学生。”说到此处，我们大笑不止。

一下子获得了大学的入学资格，令王燊激动不已。尽管那时东北大学避难迁到四川三台，但是一个流亡在外的学生，家境并不宽裕，王燊还是没有资金到那里。不久在父亲的一个好友张步蟾帮助下，王燊来到避难在陕西汉中的西北联大，他向该校教务部的一位老先生说明没去东北大学借读的理由，恳求在该校借读并得到许可。那位老先生似乎很喜欢他。“我当时什么证件也没有，只是凭嘴说。”王老说。

一学期平安地过去了。有一天，教务部的老先生突然找到他说：“王燊，我在教育部的名单上查了很多遍，就是没有你的名字。是怎么回事呢？” 王燊这时才突然记起自己那张假肄业证明用的名字是王少刚。“我得问问教育部，不知他们怎么弄错了。”王燊说。因为平时他是个好学生，老师们都很喜欢，西北联大教务部那位老先生对他也特别好：“你慢慢办，等办好了再告诉我。”

“再用假名王少刚吗？” 王燊觉得这已经行不通了，在这里学习一段时间后，他后来在成都参加了高考。

那时高考也是全国统考，他同时报考了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和中法文理学院三所大学，而且都是物理系。如果说那次报物理系是出于随意，这一次，他可是非物理不读了。

尽管是私立学校，金陵大学是当时全国一流高校。武汉大学是王燊小学时参观过的学校，美好的印象刻骨铭心。至于中法文理学院，它吸引王燊的主要原因是，如果优秀，学校可以出资帮学生去法国留学。

结果三所大学王燊都考上了，但金陵大学最先发来录取通知，接着武大也张榜公布了。金陵大学是很多人尤其是青年学生向往的，看到自己被录取，王燊很高兴，他拜访了此校。“记得接待我的是理学院的院长。”老人递给我一个桔子继续说。那院长一看他的名字就说：“王燊，就是那个‘把根部土的密度挖小’的王燊吗？”原来金陵大学入学考试的英语试卷涉及一个汉译英“把根部的土挖松”，王燊不知道“松”的英语如何说，但他学过物理，就把“挖松”译成“把密度挖小”了。

高额的学费使家境并不宽裕的王燊最终放弃了金陵大学，何况有另一所自幼向往的名牌大学在等着他，最终他选择了武汉大学物理系。

武汉大学那时正在四川乐山办学，理科学生多分散在各实验室上课。王燊考入武大的那一年，物理系录取了12人，结果只有6人报到。“抗战时生活非常艰苦，那6个人有的去做小学教员、家庭教师，有的去做小买卖养家糊口，没有经济能力再读大学了。”王燊解释说。

王燊的父亲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但终生从事中学教育。“在乐山时武汉大学的学生可以贷金，就是现在的贷款，我大学四年的饭钱都是靠贷金。那笔贷款如果省着用可以挤出一点做零花钱，但稍不注意就连饭钱也不够。不少同学都在课余做工，比如当家庭教师。”

为了能完成学业，王燊从大二下学期开始在乐山当地的一所私立小学东山小学教书。开始时他代算术课，后来正式教算术，接着又让他当教务主任，最后还让他当校长。当了东山小学的校长后王燊干脆搬到小学去住了，武大有课他才回去。这之间难免有冲突。

“大四时，有一次我实在分身无术，就给我的《近代物理》课老师胡乾善先生写了请假条。”王燊微微眯着眼睛，他特意又念了一遍那个老师的名字“胡乾善先生”，那个名字已深深地融进了他的记忆。“我说实在对不起老师，我现在是这小学的教师，我不能误课，只能旷你的课。我可以做个坏学生，不能做个坏老师。”胡乾善告诉王燊，他是对的，“我这边很简单，不管你上不上课，只要考试考好就行。”“当时是战争时期，师生之间很能相互体谅。” 王燊说。

到了大四，同学们都开始找工作了，王燊却报考并考上了桂质廷的研究生。

在王燊的心目中，桂质廷是个好老师。1945年从美国归来后教《近代物理》。王燊是个规规矩矩的好学生，在那一届仅有的6个学生之中他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特别是，王燊的英语成绩非常出色，可以和美国人直接打交道。桂质廷非常喜欢聪明能干的学生。“他从美国带回一个计算尺，亲手教我用，并把计算尺给了我。”王老说。

在乐山艰苦的环境下，能师从桂质廷这样参与当时国际最前沿教学与科研的大学者，是王燊一生中最值得庆幸的事情之一。有一次，王燊的一个同学病得很重，当时天还没亮，焦虑的王燊立即和另一个同学把他搀到学校医务室。可医务室的门却锁着。怎么会这样？按理说应该24小时开着。王燊果断地说：“撬门。”两个人就把那个本不太结实的门给撬开了，安顿奄奄一息的同学在里面坐下，一直等到天亮校医才来。

第二天，桂质廷就把他喊去了。“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说话时的样子。” 王燊说。“你为了给同学治病去撬医务室的门，出发点是好的，但行为是犯法的。撬人家的门然后闯进去拿东西，那是土匪行为。好在你没有拿医务室的东西。”桂质廷对自己的爱徒说。

桂质庭回国时带回一套电离层观测设备，当时国际国内战事频仍，为确保安全，这套设备经过军用飞机、军舰和军车，由美国士兵一路运到乐山安装。抗日战争胜利后，该设备由美军包装运送到重庆，在重庆再转美国军舰一路运至珞珈山安装。随同设备和美国士兵前往珞珈山的就是王燊和他的同事、现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周炜。“我们是抗战胜利后最早从乐山回到武汉大学的两个人，”王燊回忆说，“作为日军医院的珞珈山几乎被搬空了，当时学校还有两个日本兵没有走。他们留在行政大楼地下室的一些黄豆已经腐烂发臭。”

“由于桂质廷出色的研究才能，我们的大气层离子观测实际上是与美国的科研合作项目。这个以美国为统领的大项目的各个子项目遍布全球——收集全球电离层数据并进行研究，以便应用于无线电通讯。我们每个月按时把观测数据寄给美国，同时得到美国一定数量的经费资助。”这也是武汉大学国际合作的开端，是当时武汉大学某些学科处于国际前沿的一个微小而清晰的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