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中为程伯伯）

怀念程纶伯伯和罗老师

以前的武汉大学有许许多多认真教书、清白做人的教书匠，数学系的程纶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程先生大约在抗战前就来武大任教了，那时教员的工资颇丰，许多湖北籍的老师均在城里购置了房产。程先生就住在武昌紫阳湖旁边的一栋小楼内。每逢星期天，一些单身教员便乘车去他家中打小麻将，日子过得十分惬意。我父亲就是其中一员。

我认识程伯伯当然是在解放后了。一九五三年院系调整，程伯伯被分配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教数学，但他仍经常来山上看望老人。陈尧成先生住在我家对门，程纶先生和陈尧成先生也是好朋友。每次程纶先生和夫人罗老师来武大，一玩就是一天，中午饭在陈家吃，晚饭就在我家吃。罗老师是武大幼雅园的老师，她老人家十分善良，和蔼可亲，武大许多子弟都是她启蒙的。调到水利学院后，她老人家也一直勤勤恳恳地从事幼教工作，直到退休。父亲告诉我，他和程伯伯是几十年的朋友了，武大西迁乐山时，他和丁燮和、程纶一同由重庆搭长途汽车到成都，再由成都到嘉定。“八·一九”乐山大轰炸中，父亲所住的上土桥街济通商号被夷为平地。当日他在文庙躲避，衣物、讲稿、书籍全毁，仅以身存，身外无长物。父亲目睹了惨绝人寰的场景后，到半边街程纶伯伯家中暂住。程伯伯的岳母热情接待了父亲，并给他准备了牙刷、毛巾、牙缸等全套生活用具。那个牙缸父亲一直用到去世。

小学五年级时，我迷上了集邮，见人就讨邮票。有一次程伯伯来看父亲，我冲进客厅，厚着脸皮找程伯伯要邮票。父亲要打我，程伯伯急忙拦住父亲，笑嘻嘻的说：“别打！小孩爱集邮是好事，下次我一定送他几张好邮票。”没过多久，程伯伯真的送给我三张非常珍贵的邮票。一张是“宣统登基”的纪念邮票。另外二张都是民国初年“袁世凯当总统纪念”和有孙中山头像的“光复纪念”邮票。我如获至宝，一直珍藏着。这三张邮票也是我向邮友炫耀的资本。文革中，由于父亲长期蜗居，侥幸躲过了大抄家，这三张邮票也得以保存下来。后来，我从报上看到柳亚子的儿子柳无忌先生写的“集邮五十年”中说他独缺“袁世凯头象”的这张邮票，他外甥高敏（高尚阴先生公子）出国时，我将这三张邮票全送给他，请他转送给柳先生了。

程伯伯长期患糖尿病，身体不太好，臃肿肥胖的脸上总是呈潮红色。他带着深度近视眼镜，说话慢吞吞的，显得十分厚笃。他从不谈政治，他在天津和ZEL同过学，只记得他向父亲说过周数学不太好，喜出头，演过女戏，很会说话等。W.G刚开始时，他老人家十分紧张，我清楚地记得他和罗老师来我家和父亲在书房里小声交谈的情景。他老人家惶恐、茫然的眼神至今历历在目。后来我才知道他老人家没有儿女，罗老师的父亲是武汉有名的私人医生，只有罗老师一个独生女儿，因此他们家中有些积蓄，他老人家十分担心这些财物能否保住？会不会惹事？父亲一再安慰他们说：“不要紧，这是政治运动，老老实实的教员，不会有大碍”。程先生是教数学的，没有留过洋，到水利电力学院后，才是个副教授，没有什么惊人的大作，也算不上学术权威，以前每次运动都平安的度过了。

可是，命运多舛，他老人家没有躲过史无前例的向人类的理智和良心宣战的“W.G”。没过多久，HW.B抄了他们的家，当时正是焚香暴玉的高潮，罗老师站在家门口拍着手连声说：“欢迎！欢迎！欢迎小将们来革命！”这十二个字，后来罗老师向我复述过无数次，我总是想起她老人家在幼儿园领着我们“丢手娟”拍手的模样！小将们囊括了他们家几代人的全部财物，首饰、金银、皮货、丝绸衣物、毛线和存款。一九六六年抄程伯伯家可能是水利电力学院H.W.B的最大战果之一。程伯伯看着洗劫一空的四壁，实在受不了，糖尿病复发住进了医院，没有多久，他老人家就离开了这片礼崩乐坏的土地。

后来，父亲常说：“罗老师太省了，舍不得吃，舍不得用，暑假学校组织去庐山游览，她都舍不得。这下可好，全完了。”程伯伯去世后，我们家也从三区被赶至二区。这时罗老师来得更多了，她老人家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她请父亲替她申诉、告状。当时我家只有一间房，她和父亲商量如何写告状信，如何求人的事情，我听得一清二楚。她家损失的财物、种类、数量、至今我仍不能忘。那时爸爸已患肺癌，他多次含泪在灯下为罗老师写申诉信，为罗老师出谋划策，爸爸也是不服啊！为此罗老师二次去北京托人，找关系，都无济于事。一直到运动后期落实政策时，因原物散失才拆算了约五千元人民币，加上解冻的三万几千元存款，总共退还了约三万六千元给罗老师，父亲没有看到这一天。

一九五六年私房改造时，程伯伯在紫阳湖边的小楼早已充公。仅留下了一间，其余的五间由退休的老干部居住。七十年代中期罗老师已是古稀的老人，她和另一个她称为二嫂的远房亲戚相依为命。W.G结束后，她们决定搬回武昌那一间房中（现在的地址是滋阳村三号）。

她老人家将退还的钱一直存在武大的银行里，每隔数月来取一次利息。她耽心公共汽车上小偷多，总是将存折和钱放在一个铝制的饭盒里，饭盒放在竹篮中，上面再压一个饭盒。八十岁的老人身体相当不错，逢年过节，我去看她老人家时，她家里总是收拾得十分干净整洁。她老人家也常担心以后怎么办，武汉体育学院有她一个远房侄儿，她给了他一千六百元钱，请他常来照顾一下。谁知道这个侄儿得到这笔钱后马上带着老婆孩子出去旅游了一圈，回来又向罗老师要，罗老师伤透了心。(注:此事可能是误传，也可能是老人糊涂了，瞎说！致歉！）二嫂先罗老师而去，她一人更加孤独无靠，远离武大和水利电力学院、完全无熟悉的人。她也越来越孤僻。我一直认为罗老师搬回武昌是最大的失策，校园内毕竟人情味重些。

记得有一年过年时，我和内子一起去看她老人家，她蓬头垢面，身上有很厚的油污，她已不太认识我了，罗老师带着惊恐万状的眼神问我们：“你来干什么？要什么？”我心里在流泪，实在不知如何是好。那年罗老师大约是八十八岁。后来，我没有再去看她老人家。大约半年后，我听人说，她老人家走了！可能是体育学院的侄儿为她料理了后事。

1998-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