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帝的孩子
—— 一个美国人
刘仁逵是坐轮椅从美国回武汉的,我知道他到了武大中南医院后的第二天早上决定去看看他。
四月的武汉太阳已觉得耀眼,武大附中门口572路的车站上人不多,两对勾肩搭背、手勾着手的青年真令人羡慕。三十多年前我替刘仁逵和他女朋友放大的亲昵照片不也和她们一样吗!都是想活、想爱的青年男女呀!主啊!庇佑一切相信和不相信你的人吧!
命运蹭蹬的刘仁逵是华工附中高15班的同学,比我低一年级。W。G时他高二,我高三。在校园的两年生活中,我从未和他接触过,一点印象也没有,真正认识他时我们都已离开学校了。记得第一次和他接触应该是在黄华中家里,黄以病号的名义没有下乡,刘仁逵下去后又以病号的身份转回了城;他们和汤俊必常在一起商量办街道小电子工厂的事宜。刘仁逵1.7m左右的个子,黝黑的国字脸,有一双明亮的眸子和乌黑的浓眉。他话不多,但眼球总在不停的游动,你很难完全捕捉到他的目光。那是一个冷得让明白人发抖的年月,但年轻永远是原动力,他们一门心思要创业,街道的党领导并不欣赏他们。他因为出身不好没能进自己策划过的小厂,他去了复兴路上的“群干白铁社”。当时,“群干白铁社”有一个“双向可控硅”试制小组,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一直没能进这个小组而在敲白铁。后来黄华中也来到了这个小组,并当上了电工的掌桌师傅。有一个实验中学初中毕业的女孩任霖在这几个高中男生之间转悠,多少有些风花雪月的情感和故事,刘仁逵离开了这个小厂。
572公交车上的人很少,我找了一个单坐坐下。太阳斜射进车窗,有一股暖洋洋的感觉。一眯上双眼,刘仁逵游动的眸子、黄华中笑嘻嘻的脸庞、任霖嫩秧秧不动声色的面孔一股脑儿的涌入了我的眼帘。
我见过三次这个女孩,矮个,没觉得特别好看。刘仁逵告诉我他爸爸是个小干部,特别爱学习,见辄好奇、求知欲很强,很喜欢和这些大哥哥打交道。他心里非常清楚他们不可能真正的深交。我和刘仁逵交往频繁也就是在小厂工作的时候。那时我也在武昌区一个“可控硅试制小组”上班,这是棕绳厂、刷子厂、篾器厂联合办的新产品车间。那里也是勾心斗角,几派倾轧,现在想起来真是毫无意义。我有一个毛病,一紧张就血压高。到医院量血压时,心里想高啊!高啊!血压就可能升高。实在不行,量左手时右腿暗中使劲;量右手时左腿暗中使劲,血压肯定上来。稍不顺心我就去医院量血压,打个三五天病假,反正一个月也没有几个铜板。刘仁逵一想请病假就让我代他去看病,记得我为他去过四、五次花园山的湖北医院。每次他都买些面包零食,我以为他自己爱吃,现在想起来有感谢的意思。真如此就生疏了!
到武大中南医院下了车,考虑再三我还是买了一个花篮。帮他联系医院的方先生把我带了进去。到病房后护士说美国来的病人转走了。我真不愿意来中南医院,两年前妈妈就在这儿走了!我和方先生走了不少路,还绕过了妈妈最后去过的CT房,到了医院的最后面,才找到了中西结合病房。三层的楼房是新装修的,窗明墙净,一股涂料油漆味扑面而来,很不舒服。
我问护士刘仁逵在那个病房,方先生马上更正说,是万仁达。我诧异的看着方先生,他说,改了名字,改了名字!我马上就明白了,他爸爸姓万,他从小随母亲长大,跟母姓。去美国后,肯定又改回来了。护士把我们引进一间较大的病房,三张病床上只有一个床上睡着人。刘的太太小李看到我们进来,迎上前接过花篮。刘仁逵仰卧在床上,看见我们进来,眉毛动了一下,他已瘦得脱了形,脸色灰黄塌了腮,只有那双游离的眸子还在动。他太太向我讲述了回国和转病房的经过。他的癌已转移了,美国不同意手术,原以为国内可以手术,经检查也不行了。准备中西医结合治疗试一下。我知道他得癌已快一年了,治疗后好过一阵,他给我打过电话,还有一些康复后的计划。我搜索枯肠,想找他有兴趣的话题寒暄,他费力的点点头。他太太说,儿子要参加一个重要的考试,没有回来。女儿刚换了一个工作也走不开。我和他谈老同学,他嘴角动了一下,不知是想说话还是想笑;我问他前几年到我家时谈到的他的一个软件的专利,他没有接茬;我又问及他原来想出版的一本书,他头摆动了一下说,“现在还提那些事做什么!”我突然想起来几年前他告诉我他皈依了基督教,就问及美国教堂教会的情况,他立马抬起了头,灰青的脸上泛出了一丝光泽,眼睛也明亮了,他说,“教堂里的教友们真好……有道理,有道理啊!…”我们在医院待的时间不长,我觉得他说话甚至听话都累,就告辞了。
刘仁逵从小和姐姐一起由母亲拉扯大,他爸爸是一个国军的军医,1949年后先是在缅甸,后来去了台湾。他从小就没有父亲的印象,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有记忆起就没有父亲,那谈得上情感呀!”我打心眼里佩服刘仁逵,从小就认真读书,谨慎做人,向他这样的出身居然可以加入共青团,混进去要做多少努力啊!太不简单了!我去过他们家在武昌清真寺的平房,吃过他妈妈做的番茄炒鸡蛋,吃的时候他还说,“到你们家有午餐肉、凤尾鱼罐头吃,我家可吃不起啊!”他妈妈在保安街一家酱油店当营业员,我还去过那个店。他注意锻炼身体,乒乓打的不错,他说他得过附中的第三名。
从医院出来方先生要用小车送我回学校,我推脱不下,上了他朋友的桑塔那。一路上我和方先生都在感叹人生无常,刘仁逵好不容易伸出了头,又要伸脚了…
他在“群干白铁社”干了一年左右,觉得没有前途,就想方设法托人找关系调到了条件较好的“武汉仪表机床厂”。他真行,在厂里他结识了小李,一个漂亮、阳光的女孩。他多次找我借海鸥203的相机;来我家放相;有一张他和小李在东湖的泳装相我印象很深。77年高考我们接触就更多了。他告诉我他不报武汉的大学,因为他有一个舅舅在湖南教育厅负责招生,考湖南的大学更保险。果然他考取了湖南大学。大学毕业后,他又分回了武汉高压研究所。当时,那可是一个高干子弟云集的好去处。一切都在他精心的计划之中。读书时他就有了一个女儿,到高压所后,他居然敢又生了一个儿子。在那个计划生育比天大的年代,这可是要开除公职的过错。他先让妻子请了半年病假,然后将怀孕的妻子送到湖南分娩,回来后说是姐姐的孩子,母亲帮忙照顾。后来这个娃娃一直叫刘仁逵舅舅,叫小李为舅妈。我妈妈知道此事后常问,“孩子多大了?户口怎么办?怎么上学?将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高压所的许多人也心照不宣,都觉得这个孩子乖巧,在走道里碰到人就让到一边,看到生人更是躲开,一双滴溜溜的大眼睛和刘仁逵一模一样。儿子和老子一样都是在提防和惶恐中长大了。
和方先生告别,回到学校十一楼。坐在办公桌旁,两个学生走到桌边我都没有察觉。和学生谈完话后,我双手抱着茶杯,看着窗外,在郊区都多年不见湛兰的天空变得更灰暗了,看着雄楚大道上车水马龙,我怎么听不到车响?我怎么也摆脱不了刘仁逵那双转动的大眼睛。
局面刚松动,我家就来了美国、台湾的亲戚朋友,他就托我帮忙和他爸爸联系。1985年我在联系出国时,他在他爸爸的鼓励下,也积极准备出去。这时他几乎每周都来武大找我和另一个准备出国的张同学。后来我签证受阻,又遭遇了家庭挫折,心灰意冷,决定放弃了。他来我家时,我不由自主的讲一些丧气、泄气的话。听多了,他也烦了,就不来我家了。我只知道他爸爸在台湾开医院,结过两次婚,有几个同父异母的弟妹。他去美国时没和我打招呼,他夫人、女儿、没有户口的儿子如何去美国的,我都不知道了。他在美国基本站住脚后又开始和我电话、信件联系了。我知道他拿了美国的M.S学位,在明尼阿波丽斯城的IT业工作,买了房子,寄来了他父亲到美看他时的全家福。我为他高兴,总算奔出头了,真正的自由了!
2001年,美国IT业萧条,他晚上常打电话找我聊天,天南海北,一谈就是一个多小时。他想回国闯闯,2001年4月27日晚饭后,他来到了我家,他已经十六年没来我家了,我母亲已瘫床两年多了,否则一定会问他儿子改叫他爸爸没有。从八点到十二点都是他侃侃而谈,目光锃亮而亢奋,他把内心的一切都翻腾了出来,时而又压抑克制一些回去,他充满了满足和骄傲。半夜一点钟我送他到卓刀泉医科分院他表妹家。回到家里,我实在睡不着,追记了他谈话的大部分内容,真正的心语啊!
“千辛万苦到了美国,第一年太辛苦,精神压力大得可怕!读书一句话也听不懂,没人帮忙。修三门课全靠自己看书,打工、洗盘子、擦车子…什么都干过。一直到老婆、孩子来了,她在餐馆找到了工作,我才松了一口气。我老婆特别开朗,心态年轻,没有钱也完全不着急。我爸爸其实也非常辛苦,没有多少钱,非常节约。他每年来看我一次,住一个月。一块旧表不愿意调时差,想买一块新的给他,他坚决不要。我两个孩子上学时他坚持要出几千块钱。我们之间的共同语言非常少!他在台湾没有真正的行医,有一个医生和一个药剂师的执照借给别人挂在门口用。他现在是单身,拿一份退休的钱,身体还可以。
……
十几年了,我英语仍不行,只能业务交流,别人讲笑话完全不懂。工作很紧张,可以不停的有事干。我的主要工作对别人设计的硬件用软件模拟和仿真,看结果,如波形等。在美国找合适的工作也不容易,我也换了好几次,也许这次回去就fire了。(笑)到了这个年纪,我对专业已不感兴趣了,老婆关心的事与我不同,她的朋友都是餐馆和洗衣房的。政治、社会、中国、文学、哲学、上帝她都不关心。我喜欢胡发云的作品,可能是同龄人的缘故吧!现在特别喜欢宗教的书,真有道理。人类最后肯定毁灭,科学发展得太快,现在已经出现了人类永远无法超越的层次;新人类可能是克隆人,但层次的存在决定了自己看问题的方式。最典型的例子是一维空间有
,二维、三维、四度空间加上了时间就完全不同了,爱因斯坦把大家都带上了一个新层次,以后还会有这样的人吗?只要信了神,什么都想开了,什么都不在乎了,名利好办,情最难!
……
儿子女儿都溶入了美国社会,他们都有自己的朋友,女儿不太刻苦,在一个计算机公司工作,收入算不错了。她去美国时已可以看中文,可成熟的进行中文交流。儿子不行,去时才5岁,现在只能讲简单的话。我让女儿学了一门古汉语,对她了解中国文化帮助很大。儿子就无论如何也学不下去了!我现在也想通了。他们整天想玩,去蒙大拿滑雪,出了车祸,保险公司打电话来,我英文不好,听错了一个词,吓坏了。后来请隔壁两个同性恋的女教师来听录音,才知道无大碍,车翻了四、五个筋斗呀!我老婆的车也出过三次车祸,有一次车全毁了。我也出过车祸,开始没钱,买旧车、破车,买了房子后才买了一辆新车给老婆开。接触了美国的教会后,才真正觉得美国人好,社会好,真正的互相帮助,完全是无私的。有一次一个路遇的老黑人开大卡车把我出事的车子送回家,我想送他一瓶好酒,他说,瓶子很好看,但他不喝酒。在美国是累,可回来看看,感觉也不好。都说现在是ZH民族前所未有的贪婪和无耻的年代,我成了美国人!从信神的角度看,应该不生气了,可…这次回来还帮老婆的弟弟办移民,他家里的人都下岗了,反正是排队,第四优先嘛!都想出去混,其实年纪也不小了,出去对孩子好。
……
我觉得我不太喜欢西方文化,我住的地方华人少,在美国我没有可以随意交谈的人,主要还是文化和语言障碍。靠6.4的机会我才拿到绿卡。H1签证四年就可以申请了,我老婆和女儿先拿到了身份,我是后来申请的,也费了不少劲。我从不穿西装。但入籍时一定要穿黑西装,打领带!去宣誓的时侯我那个心里的激动啊!热泪盈眶啊!从懂事起就如履薄冰,胆小害怕、战战兢兢的生活,没有钱、穷不要紧,怕出问题,怕人整呀!现在真正的自由了,有人权了!有依靠了!有人保护我了!有国家保护我了!这是一个绝对爱人民的国家呀!现在有人把我扣留24小时必须通知我的政府,(我在此时问了他入队、入团宣誓的感觉,他嗤之以鼻。)你体会不到我的心情。你不知道有一些拿了绿卡的留学生常到中国驻美使馆去住宿,希望节约一点,结果没省下几个钱,还遭白眼,另眼相待,完全没有亲切的感觉,我去过一次再不去了。一个民族……”
2001年7月我去美国,没去明尼苏达,仅与他电话交谈,他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后来刘仁逵又回来一次,可能是我不在武汉,没有见到。
2003年初他打电话告诉我他得了癌症。9月他告诉我治疗效果不错,每天去教堂,感觉很好……他告诉我,他真正明白了“所罗门王那样荣华显赫的衣饰也比不上一朵野花那样美丽。”
离开武大中南医院后没几天,我就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去“凤凰古城”的春游。公元二千零四年四月十一日,流霞布满天宇,暮色开始四合,我在凤凰古城墙上接到汤俊必同学的电话,说56岁的刘仁逵走了,走时很安详,他的伤口应该都抚平了。
武汉的亲戚朋友以基督教的方式给他送葬,没敢告诉他在湖南的老妈妈。
不管他葬在那里,他的灵魂肯定在上帝管辖的地方,他应该没有白忙一场!
200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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