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至2015年,国家共发生过八次经济危机,每次经济危机都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经济原因,每次都不一样,但基本都化险为夷,成功实现了“软着陆”。这得益于我国独特而完美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特征。当最初国家大规模建设需要资金而又很匮乏的时候,国家实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牺牲农民利益,成功地解决了资金短缺的问题。当城市发生大规模经济紧缩导致大量城市青年失业的时候,乡村作为“蓄水池”又接纳了几千万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城市工业大发展时,乡村又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勤劳且高效的劳动力。当城市经济萧条的时候,大量进城打工者又人口回流“不给国家添乱”。当城市化快速扩张的时候,农民又腾出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以较低的成本,将原来生产、生活用地置换给国家,用于工业或城市化配套用地。乡村成为经济硬着陆的“缓冲器”。而三农问题(农民真苦,农业真薄弱,农村真穷)又被长期地忽视。如果我们不解决三农问题,农村再也无法承担、承受以往的“重任”。
而今,我们很可能又犯了一个大错,在“砖家”们的忽悠下,我们过快的进行了城市化的进程,打破或削弱了我们原来非常完美的“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在短短二三十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从不到30%飙升到70%左右,使得原来较为平衡的两头变成了一头重一头轻,或一头大一头小,农村被严重“空心化”、“老龄化”、“妇女化”、“贫瘠化”再也起不到“稳定器”、“蓄水池”和“调节器”的作用了。纵观八次危机,当危机能够转嫁农村,农村能够消化危机时,危机最终会“软着陆”,当农村无法消化危机时,每次危机都是“硬着陆”,损失惨重,危害极大。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农民,他们勤劳、朴实、吃苦、听话,识大体、顾大局,干大活,我们这个政体当初也是率先由“工农”组织起来干革命,他们做出了最大的牺牲,才换来了这个政体。我们目前绝大多数城市居民,上溯三代都是农民,他们也是这个国家重要的组织成员,所以我们永远要重视他们、善待他们,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不忘初心”和长久基业。因为,我国的农民无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都做出了极大的牺牲与贡献。
以前那种“耕读传家”,服务乡里的“乡绅”再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劣绅”,“良绅”被“劣绅”取而代之,只有通过上层精英绕过“劣绅”来治理乡村。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由于我们的经济不是外向型的,基本都是“内生性”危机,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快速增长,以后所发生危机大都是“输入性”的。但是,每次经济危机,都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虽听不见激烈的枪炮声,看不见浓烈的硝烟,但依旧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每次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折戟沉沙,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比之有形的战争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好在全民上下都认识到了这些问题,近年实行的“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全民共富”等政策就是对农村、农民的回报、返还和反哺,希望这件事可以“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
著名经济学家温铁军的《八次危机》将以前我们主流声音不愿承认的(现在无论是学界,还是官方、民间也基本承认其事实)经济危机一一分析,危急的成因、造成的影响、现象、后果,以及化解方式,加以分析解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我们都是过来人,见证了国家的发展与进退,对历次经济波动(经济危机)都感同身受,读之使人痛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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