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股权代持为模型并兼议其他事由

黄奕新

【内容提要】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案例的检索、整理和分析可以发现，引发股权强制执行异议的事由众多，包括股权代持、登记失误、股权转让合同未生效、未及时变更登记以及由法院作出的法律文书产生的股权变动等。其中，股权代持所引发的此类案件数量最多、占比最高，故笔者选择以股权代持为模型，着重梳理因股权代持引发的此类案外人异议，并辅以对其他事由引发的股权强制执行问题的分析研究。

【关键词】股权 强制执行 案外人异议 外观主义

股权是为了保障股东有限责任与公司独立人格而产生的必然结果，其兼具财产属性和人身属性的特点使其在作为强制执行的标的物出现时，引发出各类错综复杂的问题，而此类问题在实践中往往通过案外人异议的形式表现出来。本文中，笔者将以案例分析与学理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来对此类问题展开分析研究，力图破解分析此类问题背后的核心要义。

一、 股权强制执行中的案外人异议案例检索分析

笔者在裁判文书网上以“法院层级：最高人民法院；案由：执行异议之诉”为条件、以“股权”为关键词对裁判案例进行检索，共检索出592篇裁判文书，通过进一步的筛选，共收集到62篇因股权被强制执行而引发案外人异议之诉案件的裁判文书。笔者通过图表的方式，根据引发股权强制执行问题事由的不同，对获取到的这些案例进行了类型化的分析。

表 1 ：股权强制执行案例基本情况列表

图 1 ：股权强制执行案例分布情况图

通过表1：股权强制执行案例基本情况列表和图1：股权强制执行案例分布情况图，笔者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因股权代持而引发的股权强制执行问题数量最多，通常体现为申请执行人（债权人）与实际出资人之间的权益对抗局面，法院在裁判时所围绕的争议焦点即实际出资人所享有的权益能否对抗强制执行。在本文中，笔者将着重梳理代持股法律关系所引发的强制执行问题，并以此分析过程为模型，辅以对其他事由引发的股权强制执行问题的分析研究。

二、 因股权代持引发的案外人异议——实际出资人不能对抗申请执行人已成为主流裁判观点

股权代持关系，一般情况下是通过当事人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来构建的。这一特殊的法律关系表现为：实际出资人并不拥有工商登记等表征出来的股东身份，却能通过股权代持协议对股权相关的权益进行控制；名义股东并未实际出资，但拥有工商登记等表征出来的股东身份，并可能获得代持报酬。可见，股权代持实际上就是实际出资人隐匿出资身份进行出资的行为。

在因股权代持引发的股权强制执行案件之中，最高人民法院给出的裁判结果可分为三类，一是认为实际出资人享有的权益能够对抗申请执行人；二是认为实际出资人享有的权益不能对抗申请执行人；三是由于实际出资人不能举证证明股权代持法律关系的存在而不支持其对抗申请执行人的请求。

图 2：代持股权强制执行案例中最高人民法院裁判观点基本情况

除却第三类因举证不能而导致的支持执行外，最高人民法院在“实际出资人能否以其所享有的权益对抗申请执行人”这一问题上存在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如图2：《代持股权强制执行案例中最高人民法院裁判观点基本情况》所示，在2018年以前，最高人民法院对两种对立观点的采纳情况基本一致。而自2018年至2020年间，随着收集到的相关案例数量的上升，一个较为明晰的裁判倾向也呈现了出来。总体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在处理代持股权强制执行中出现的实际出资人与申请执行人之间的矛盾时，采取的是支持申请执行人的立场。只有在具备特殊情形的条件下，才会出现支持实际出资人主张的情况。

（一）外观主义可以适用于强制执行

所谓外观主义，即一种调整商事法律关系的原则或理念，是法律为了实现特定的目的而赋予基于特定外观产生合理信赖的第三人以法律保护的特殊规定。在（2016）最高法民再360号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与海航集团有限公司执行异议之诉再审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指出在执行案件之中也存在信赖利益保护的需要，进而肯定外观主义在强制执行中的适用。在实践中，申请执行人通常是在与被执行人（名义股东）具有某一法律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强制执行申请，因而在此过程中，申请执行人实际上已经就名义股东其总体的财产能力有了预期，而此种预期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称为信赖利益。基于此种信赖启动的强制执行程序是申请执行人为实现自身合法权益的必然选择。而在（2018）最高法民再325号新乡市汇通投资有限公司与韩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再审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同样贯彻了这一观点。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财产支付能力是申请执行人与名义股东发生交易或者法律关系的必然考量因素，故申请执行人对名义股东名下财产存在信赖利益，是否进入执行程序并不影响信赖的存在。

笔者认为，外观主义实际上肇始于民法，与民法之中的善意取得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¹只不过由于商事领域特殊的行为规则，外观主义所保护的是由无数不特定的第三人所构成的交易秩序与安全，而民法的善意取得制度保护的是特定法律关系之中的某一方。商事外观主义之于商事领域的应用，类似于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于民法领域的适用，其基本价值贯穿于整个商事领域，指导着不同的商事法律行为。股权代持协议本身就是商主体在商事领域所创设出来的一种新型的商事法律关系，从这一角度来说，外观主义当然也适用于解决因代持协议引发的纠纷。

但是，也有观点认为：外观主义适用于交易领域，而强制执行不同于典型的交易行为，故外观主义不适用于股权代持诉所引发的强制执行纠纷。譬如，清华大学的崔建远教授就在《论外观主义的运用边界》一文中提出：在执行领域，执行财产因强制执行所发生的变动并非物权法意义上的变动，因此应当规避外观主义的适用而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来确定被执行人的财产。²还有观点认为债权人在提出强制执行申请时，除非其已经就某项财产设定了担保权利，否则应当认为债权人对于债务人名下财产所产生的是非特定性的期待，而债务人名下责任财产范围的不确定性属于债权人有所预料的范围之内，因而债权人（强制执行申请人）由此产生的所谓信赖实际上并不值得保护。³针对此种否定观点，笔者注意到：在（2019）最高法民再46号庹思伟与刘进等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再审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虽然外观主义保护交易安全是通说的观点，但却并不代表除交易之外的其他领域属于外观主义适用的绝对排除范畴。最高人民法院在论述中除了运用前述的执行领域仍存在信赖利益保护需要的理论来对其观点进行支撑外，还提出由于法律明确规定了禁止超标查封，如果申请执行人陷入为实现某项特定财产的查封而必须放弃对其他财产的查封申请的困境，对该查封信赖利益的此种不予保护，将严重损害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笔者赞同最高人民法院的此种新近理由。

（二）申请执行人可以认定为善意第三人

外观主义在股权强制执行问题之中的适用，绕不开对其保护交易安全和合理信赖利益的价值取向的进一步讨论。在存在权利公示的情况下，也意味着权利虚像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一类观点就提出，应当将以因某项权利外观所产生的合理信赖为基础所为的交易行为确认为外观主义所保护的范畴。这一观点的核心是“交易”，没有交易作为基础所产生的的信赖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因而在此观点看来，非基于代持股权的财产外观进行交易的债权人，因与名义股东发生的其他债权债务纠纷而申请查封其名下代持股权的，不属于应受善意保护的第三人。显然，此种观点认为：对于外观主义适用之中的第三人，应当进行限缩解释。

实际上，笔者认为，信赖利益与交易安全都是外观主义所要保护的价值，二者不存在以谁为基础的说法，两要素之间也并无必然的相互影响。只不过在涉及到外观主义适用问题时可能存在需要在二者之间有所侧重、有所突出的情况。在代持股权强制执行之中，认定申请执行人是否属于善意第三人，不应过分强调“交易”要素，而更应突出“信赖利益”要素的重要性。因为在前述论证外观主义得以适用于强制执行程序的过程中，信赖利益保护已经作为一个逻辑起点和据以论述的重要支撑而存在，故而在接下来认定善意第三人的问题之中也应当继续保持对于信赖利益保护的关注。或者说，从实现外观主义保护信赖利益这一价值立场上看，在讨论善意第三人范围的时候，应当更多地将关注点放在信赖利益上。

所谓信赖利益保护，并不要求产生信赖利益的权利外观为交易的对象。对该权利外观产生合理信赖并在此基础上实施法律行为之人，即为应受保护的第三人。刘俊海教授在《代持股权作为执行标的时隐名股东的异议权研究》一文中直接提出，从法律角色上理解，《公司法》第32条第3款规定的“第三人”不单单包括交易关系之中的善意第三人，也包括执行程序之中的善意第三人。⁴当代持股权成为执行标的时，申请执行人（第三人）基于所获取的股权登记信息而申请强制执行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此种信赖应当受到尊重与保护。在（2019）最高法民再45号黄德鸣与李开俊等人案外人执行异议再审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就提出：第三人不应限缩解释为与名义股东存在股权交易关系之债权人，即即便案涉股权并非交易对象也不能当然否认申请执行人的第三人地位。对于基于公示所体现出来的权利外观而产生了信赖的第三人，只要该种信赖合乎理性，其基于此信赖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即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在代持股权强制执行之中，只要申请执行人是基于合理信赖而进行了强制执行申请，即便其未就讼争代持股权产生处分性的法律关系，亦可认定其为法律所保护的“第三人”。笔者认为，对于“第三人”的此种理解，是在外观主义适用范围内的、符合外观主义内涵和价值取向的合理扩张解释。

（三）申请执行人应当推定为善意

权利外观所呈现出的公信力的强弱是判断第三人是否“善意”的影响因素之一，具体体现为对第三人审查义务的要求程度与其所依赖的权利外观作为信赖保护之基础的品质成反比。⁵德国法学家弗卢梅（W.Flume）将“善意”理解为在一定程度上取代物权出让人之处分权的一项机能。⁶而对比我国民法善意取得制度在动产和不动产之中的适用可以发现，权利外观的公信力大小影响着对第三人“善意”内涵的理解。动产公示权利的方式为交付，不动产公示权利的方式为登记，前者的公信力显然不如后者，因而在判断主张善意取得后者的第三人究竟是否“善意”时所要考量的程度就更低。公信力强弱在善意取得制度之中认定第三人“善意”的影响可以为外观主义所借鉴。在代持股权引发的案件之中，第三人据以产生申请强制执行的信赖利益的权利外观往往是工商登记。在我国，工商登记具有很强的公示公信效力，股权代持法律关系的特征之一就是工商登记所呈现出的权利虚像，因而根据前述公信力强弱与认定第三人“善意”之间的关系，在股权代持引发的纠纷之中，采取以认定第三人善意为原则的做法具备合理性。

在（2020）最高法民终845号贵州雨田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与逸彭（上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上诉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实际出资人贵州雨田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主张申请执行人逸彭（上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非本案善意第三人，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因而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将举证证明申请执行人为非善意的举证责任加之于实际出资人，可见，其已然认为申请执行人应当推定为善意第三人。

（四）特殊情形下支持实际出资人

虽然在通常情况下，实际出资人采取隐名出资的原因大多是为了规避某些法律规范或市场要求，但也存在少部分非出于个人利益考量而产生的股权代持法律关系。比如，在（2020）最高法民申7015号李国俊与郑永聂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再审审查一案中，由于兰州市七里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时，其股东人数超过我国公司法有关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人数的限制，因而经各方协商由张利军作为股东代表，代郑永聂等其他股东在工商机关登记备案。后张利军的债权人李国俊申请强制执行张利军名下股权时，郑永聂以其为实际权利人为由主张对抗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在此案件的裁判过程中就认可了郑永聂对案涉股权所享有的实际所有人地位，并认定其对案涉股份享有的民事权益足以排除强制执行。

三、 因其他事由引发的案外人异议——以维护基于权利外观所产生的信赖利益为原则

（一）因股权转让合同未生效引发的案外人异议

在转让的股权处于已被冻结或法律禁止转让期间的情形下，并不需要通过工商登记来分析由此引发的股权强制执行问题，因为无效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将直接导致所谓的受让方不得以此主张对抗申请执行人。如在（2016）最高法民申1268号湖北五峰农村合作银行与秭归县金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再审审查案件之中，由于案外人五峰农合行违反商业银行法的规定，购买商业银行股份总额达到5%以上时未获得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因而法院认为该股权转让协议并未生效，故五峰农合行所具有的股权交付请求权不能对抗申请执行人。

（二）因登记错误而引发的案外人异议

登记错误通常体现为将A股东名下全部或部分股权错误登记到B股东名下，因此产生的权利虚像与股权代持所产生的权利虚像具备相似性，因而同样可以适用外观主义，在原则上采取支持申请执行人（外部第三人）的态度。除此之外，登记错误还可以体现为登记本身无效或被撤销。在（2019）最高法民申2823号湖北郧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再审审查案件之中，因法院对案涉股权采取保全措施在前，湖北郧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理股权质押登记在后，属于明显的登记错误情形，负责办理相关登记的行政机关在本案诉讼期间也撤销了该错误登记，故而法院认定湖北郧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不据此登记享有排除强制执行案涉股权的权利。笔者认为，工商登记被撤销后，其营造出的权利外观自然不复存在，因而不能据此来主张其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

（三）因未及时变更登记引发的案外人异议

当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或解除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的要求变更登记，因未及时办理变更登记而导致的股权纠纷，法院将依据工商登记所呈现出的权利外观来认定案涉股权强制执行中的权利人，保护基于工商登记产生合理信赖的第三人。如在（2019）最高法民申3006号柯淑金与朱香尽等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再审审查案件中，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了双方应积极督促变更登记的事宜，但涉案股权并未变更登记。抓住这一未变更的工商登记，一方面可以说明当事人并未按照协议履行，因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当由其自行承担；另一方面也能说明第三人基于该工商登记产生的权利虚像产生了信赖，且此种信赖利益具备获得保护的价值。类似情况的案件还有（2013）民申字第438号、（2018）最高法民终654号等。

（四）由法院作出的法律文书产生的股权变动引发的案外人异议

非法律行为引起物权变动的因素之一即法院作出的法律文书，根据《民法典物权编司法解释（一）》第七条的规定，此类法律文书包括人民法院在分割共有物等案件中依法作出并生效的改变原有物权关系的判决书、裁决书、调解书，以及法院在执行程序之中作出的拍卖成交裁定书、变卖成交裁定书和以物抵债裁定书。如在（2016）最高法民申1845号民事案件之中，被申请执行人广投公司面对案外人融江公司的异议时就提出：南宁中院作出的（2004）南市执字第230-4号民事裁定已经确认将融江公司名下的案涉股权按照一定比例抵偿给广投公司所有。同时，南宁中院依法向柳州市工商局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柳州市工商局予以签署。最高人民法院也认可案涉争议股权已自南宁中院作出（2004）南市执字第230-4号民事裁定并送达广投公司之日起即发生物权变动。作出该认定的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不动产、有登记的特定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拍卖成交或者抵债后，该不动产、特定动产的所有权、其他财产权自拍卖成交或者抵债裁定送达买受人或者承受人时起转移”的规定。

笔者认为，前述基于司法解释规定产生的物权法意义上的股权所有权的变动并无不当，但对于股权等存在特殊登记需要的财产，权利的实际归属人并不当然享有对抗一切外部对象的能力。因为对于外部第三人而言，工商登记所彰显出的权利外观更易于感知，亦足以使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产生合理信赖。而正因为外部第三人感知股权归属的途径是工商登记，所以在股权强制执行问题之中以维护此种权利外观所带来的信赖利益为先也是情理之中。

四、 结语

股权强制执行问题是长期以来困扰司法实践的一“老大难”问题，通过案例方面的检索归纳和学理层面的层层剖析，本文已初步揭示分析股权强制执行问题引发的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分析路径。在解决以股权为核心的法律问题时，我们应抓住工商登记这一权利外观，合理运用外观主义这一原则，实现对工商登记中体现的信赖利益这一重要价值的保护。而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意图构建代持股法律关系时应当考量到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并有针对性地做好风险防范；又如，对于因股权登记变更不及时而引发的代持股权强制执行纠纷情形，当事人就可以通过积极主动的行权来解决；再如，因为原则上推定申请执行人为善意，故案外人在诉讼中应当注意自身举证责任的充分履行，避免因举证不能而导致的败诉情形。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张雅辉：《论商法外观主义对其民法理论基础的超越》，《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第74-75页。

2.崔建远：《论外观主义的运用边界》，《清华法学》，2019年第5期，第10-11页。

3.王毓莹，李志刚，陈敦，王松，詹巍，王文胜，熊丙万，佘琼圣，杨晓蓉，马向伟，刘保玉，吕来明，陆晓燕，张元：《隐名权利能否阻却法院执行：权利性质与对抗效力的法理证成》，《人民司法（应用）》，2017年第31期，第106页。

4.刘俊海：《代持股权作为执行标的时隐名股东的异议权研究》，《天津法学》，2019年第2期，第13页。

5.刘晓倩：《 公司法中善意相对人的认定标准研究》，华东政法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4页。

6.[德]弗卢梅：《民法通则》（第二卷：法律行为），施普林格出版社1992年版，第142页。

7.葛伟军：《股权代持的司法裁判与规范理念》，《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

8.肖建国，庄诗岳：《论案外人异议之诉中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以虚假登记财产的执行为中心》，《法律适用》，2018年第15期。

9.王毓莹：《股权代持的权利架构——股权归属与处分效力的追问》，《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