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最根本的问题是政府管得太多了，是全能政府，绝大多数体制问题根源于此。最核心的改革是大力缩减政府权力，走向“小政府大社会”的现代国家，而缩减政府的前提就是减少政府承担的职责，包括政府对医疗承担的职责。减少了政府承担的职责，就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减税。反过来，医疗增加投入，教育增加投入，环保增加投入，扶贫增加投入，国防增加投入…，如何要求政府减税？

实际上，不管政府是通过直接养医院养医生来承担老百姓看病职责，还是通过办社会医保来承担此职责，只要是政府介入此事（所谓政府增加医疗卫生投入），医生就会收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包括对医生收入的严格管控。

公立机构政府都会有严格的控制，以保证实现其政策意图，防止公立机构行为失范比如以权谋私侵吞国有资产等，管制价格管制收入分配管制用人事在难免。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使得政府无法进行个体化的精当管制，必然会一刀切，扭曲事在难免。

在发达国家中，英国医生收入偏低，正是英国公医比重很高的结果。美国医疗服务和医保均以私立为主，这是美国医生收入高的一个原因。美国60年代建立老年医保和医疗救助两个公立保险后，通过这两个医保对医疗服务定价和医生收入的制衡越来越大。美国医生反对社会医保此为重要原因。

朋友私信我一个例子：美国解放奴隶时，有很多奴隶其实是反对的，因为他们对解放后该如何谋生觉得恐慌，他们最大的诉求是奴隶主能多给点工钱，而不是给予自由。这实在是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