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牧]

有人问，王克勤在采访北京出租车行业黑幕时是否遇到过危险？

　　前两天与王克勤欣然相会，我向他转述这话，他回答说：“我揭露兰州黑股市时，有人扬言要用５００万买我的人头，当时情形真是很危险。调查北京出租车行业没什么，虽然遇到一些障碍，但情况好得多了。

　　据我所知，这是迄今为止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

　　但即使“情况好多了”，王克勤的那个长篇调查报告《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中国经济时报》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６日）刊登后，还是有同行感叹说：一个记者一年能写出一篇这样的报道足矣！

　　能说这话的，在我看来肯定是个相当好的记者。因为他心中的“标准”比我高许多，也比普遍的实际情况高许多了。

　　说到我的“标准”，我以为，一个记者从业一辈子能写出一篇这样的报道，就算没白干这一行。

　　１９８８年，我曾拿着计算器对某“大”报（数期）的“本报讯”做过一番统计，统计结果是，这家报社全体采编人员平均每人一年大约只要写５００字就可以完成全年任务。十多年过去后，这样的情况并无多大改观，而且十多年来，这家报纸也没一篇在揭露时弊方面能让我相当佩服的东西。类似这样的情形并不少见，大致的感觉是想让中国的记者达到“一年写一篇足矣”的要求，很难。

　　所以我也不奇怪王克勤“身价”能被标得那么高，确实高得有理。

　　在中国，“身价高”的记者还能数出几个，比如卢跃刚。几年前，他的一篇批评报道能让一个退休的副市长当着数百之众拔枪对天“当当”十响，发誓要与他“血战到底”——用市侩的眼光打量打量吧，给多少钱，才有人愿意冒这个险？

　　王克勤这篇直接导致北京出租行拉开改革大幕的报道，其灵魂就是一串串过硬的数字，而且只用加减乘除就扒开了众多出租车公司“空手套白狼”的面目；就是这一串串扎实的数字，证明了一个国家、司机、消费者三者利益均受其害，只肥了出租车公司的事实；就是这一串串数字，最终催生了北京市有关部门出台了改革出租车行业的决定（当然，这里还包括一些人大代表和学者的努力）。

　　据中国新闻出版署公布的数字，目前中国的新闻从业人员则达４０万之众。按照我的低标准，一个新闻从业人员一辈子不用多干，就干这么一件能触动一个行业变革的好事，那就是４０万件大好事。累加起来，这会对中国走向文明富强起多么巨大的作用？

　　让４０万人都能干一件这样的事或许标准或许还是太高了，那就换一种算法。

　　同样是依据中国新闻出版署的公布数字，目前的中国，报刊已有２０００多家，杂志８０００多家，合计一万多家。这些报刊除去专业类报刊，就算只有一百家报刊每年能各出一篇这样扎实的重量级报道，于国于民，累计就是上百件功德。

　　这样的标准算不算高？

　　希望这不能再算“高”了。再说“高”，未免太丢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