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至迟自秦以来就存在两大阶层,“劳心者”(读书人抑或士大夫阶层)和“劳力者”(庶民阶层),“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法理上是一个阶层支配另一个阶层,精神上也是一个阶层控制另一个阶层。在生活上、在世俗里两个阶层却是完全割裂的。
“礼教”肇始于士大夫,而用形式治于庶民。由于两个阶层生存条件和环境的迥异,“礼教”的理论核心既没有平民化,也无法上升到宗教层面,是一种居于高位的阶层强加于处于低位的老百姓的道德规范和行为约束,就像给牲畜戴上笼头,成了“吃人的礼教”。当天灾人祸严重冲击老百姓生活,或者老百姓精神追求受到“礼教”制约造成伤害的时候,庶民阶层中便自然产生或“逼上梁山”生成叛逆者,去士大夫设置的体制外寻求生存空间和精神依托,当这些人在体制外的“江湖”上居然可以生存下来,而且混得不错,榜样的力量出现了,“江湖”幻化为走投无路老百姓的“天堂”,最后导致了社会的“泛江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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