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市高管的违法犯罪方式几乎囊括了所有经济犯罪的类型，合同欺诈、行贿受贿、制造虚假财务报表、挪用公款……
    ■ 监督机制和监督力量的缺位，使公司高管在缺乏外部力量的约束下，个人或一部分人的权力极度地膨胀，当超过一定限度的时候，违法犯罪就在所难免了
    ■ 通过“潜规则”上市的公司往往是跛足舞者，很难跟上市场经济的舞蹈节奏，它们为了生存惟一的选择就是打破舞蹈规则，最终摔个鼻青脸肿
    □本报记者  杜  文／文
    尽管三九医药于１２月５日发布澄清公告称，大股东的被查事件“与己无关”，目前三九医药“一切正常”。但还是有媒体披露，三九集团原董事长赵新先刚刚被深圳检方刑事拘留，关押于深圳某看守所。
    据不完全统计，至今为止，已有２５名大企业高管落马，涉及上市公司１７家，其中一把手１３人。２００５年，对上市公司的高管来说，可谓是“黑色”的一年，仅仅在年初的一月份，就有８名上市公司高管落马，一直到年终岁末，到底有多少上市企业高管在等待着法律的审判和制裁准确数字还很难说。
    上市高管的违法犯罪方式几乎囊括了所有经济犯罪的类型，合同欺诈、行贿受贿、制造虚假财务报表、挪用公款……２００５年，上市公司高管落马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上市公司高管的落马多方位地折射出我国经济生活中道德、体制、法律、规则甚至文化中的种种缺陷和漏洞。上市公司高管纷纷落马，引起了社会、政府和司法部门的高度重视。
    人们宽容一些企业在上市过程中按照“潜规则”的运作决定了它原初就存在着犯罪的基因。２００４年１１月，《经济观察报》以《检方带走证监发审官员 发行“潜规则”或将曝光》、《王小石案关键人物出水 更多的人或将受牵涉》为题报道了“王小石事件”，这两篇报道通过“王小石案件”基本上勾画出上市企业违规上市的内幕。
    王小石被捕时是证监会发行部发审委工作处副处长，这个头衔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对一些想上市企业来说就远远不是不算什么的问题了，它有着决定企业的命运和前途的作用。在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王小石和相关企业凤竹纺织公司之间按照“潜规则”的上市运作：凤竹公司上市存在难度，找到东北证券投行部福州办事处主任林碧，林碧为凤竹公司打通了上市通道；林碧找到王小石，王小石又介绍发审委一处的预审员齐蕾与二处的楼坚给凤竹公司，齐蕾当时负责凤竹项目的法律部分审核，楼坚手下则负责财务初审。事后，林碧从凤竹拿到１５０万元，据林碧说，王小石当时要了８０万元。不久东窗事发，司法部门介入。
    “王小石事件”其实不仅仅是一个个案，也不仅仅是一个行贿受贿的案件，它典型地折射出一些公司上市的运作规则和运作方式，这个规则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缺乏资质的上市公司，利用金钱一路疏通关系获得上市“门票”。
    如果说王小石案件仅仅是企业和监管审核部门通过金钱关系联手违规操作问题还不是很严重，严重的是围绕王小石一案，各种角色或明或暗地表态而反映出对制度、公共利益及法律的蔑视与玩弄。某位在法律界可谓德高望重、为东北黑社会头子做过辩护的学界泰斗公开说，王小石的做法是错误的，但不是犯罪。而一些业内人士对王小石的受审也表示说，只能说是王小石自己运气不好，倒霉而已，让司法部门给逮住了。这些言论所表达的态度明显地传递出的一种对王小石很宽容和同情的信息，这同市场经济严格的法律规范性是不相容的。
    中国社科院投资与市场的专家对记者说，中国企业上市后，由于中国目前对资本市场缺乏严密的监管机制，企业就开始从经营产品转向经营资本，这就导致了上市公司的经营反而不如非上市公司，同时也导致了上市公司高管的问题层出不穷。这就是说，企业上市后既可以通过股市轻易地圈钱，又可以提高企业的知名度，那么上市的“门票”就是奇货可居的稀缺资源了。所以，围绕着这张“门票”企业便使出浑身解数、拿出十八般兵器摆平一路关卡，而最有效的武器就是投入大量的金钱，可谓“股市难上钱做马”。而监管和审核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很难抵制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很容易被欲上市的企业所摆平，为其所用。这就难以保证上市企业的资质。
    一些企业是按照所谓的“潜规则”操作来上市的，投入了大量的运作资金达到上市的目的。这种方式无疑为上市之后埋下了祸因，也给一些高管不顾种种法律和制度的约束而违法犯罪埋下了历史的种子。
    高管五花八门违法犯罪的背后是法律制度、监督力量的薄弱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违法犯罪活动五花八门，形式多样，而这种多样性多方位地反映出法律制度的漏洞和缺陷，反映出监督力量的薄弱，对上市公司的监管本来是有着健全体制的。但是，这种法律制度在上市公司的眼里往往成为了一种可有可无的摆设，个人权力已经完全压倒了制度和法律的力量。
    顾雏军是落马高管中影响最大的一个，但当香港学者郎咸平对科龙公司的运作模式提出批评和质疑时，顾雏军并没有认真地反思企业的行为，而是理直气壮地反驳郎咸平。同时，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竟然在侧面为顾雏军摇旗呐喊，以壮胆气。正是内部监督力量的缺失，外部力量因种种因素的支持，才使顾雏军在公司运作中毫无顾忌，以欺骗性手段获得利益。而顾雏军事件也代表了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高管的问题。
    对上市公司监管的力量主要有三种。首先是公司的监事会，它的主要职能是检查公司的财务，为行使职权，监事会必要时可委托律师、注册会计师、审计师等专业人员组成的外部力量来协助其工作，其费用可由公司全额承担。但是，目前一些上市公司的监事会成员多为职工监事，与董事或高管人员构成上下级关系。监督者是被监督者的下级或同级，这就形成了蚂蚁看管大象的怪现象。同时，监事会与董事会利益也是高度一致的，又形成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是同一个利益主体的逻辑怪圈，这在监视会的人事任用上完全屏蔽了监视作用。
    其次是独立董事具备监督上市公司各项事务的权力。但是独立董事为控股股东提名聘任，这就使独立董事和控股股东完全捆绑在一起，控股股东决不会提名聘任一个同自己过不去的人做独立董事。如果独立董事的任免及提名权由各股东之间通过公平投票选举产生，情况将比目前好得多。另外，目前独立董事的兼职制也严重阻碍或削弱了其监督作用。这样独立董事在出发点上和控股股东是一致的，在工作方式上又是业余的，这无疑使独立董事已经游离在监督机制之外，成了一道摆设。
    再者就是地方证监局力量十分薄弱，很难对辖区内的上市公司进行及时的常规巡查督导。即使出现了一些违法违规行为也不能把其消灭在萌芽之中。
    监督机制和监督力量的缺位，这就使公司高管在缺乏外部力量的约束下，个人或一部分人的权力极度地膨胀，超过一定限度的时候，违法犯罪就在所难免了。
    上市公司高管的落马折射出整个市场经济环境存在着的失范问题
    上市公司高管的落马是由很多复杂因素的合力造成的。一些企业上市往往存在着原罪，而这种原罪既牵涉到证监会的一些国家公务人员，又让公司投出了相当的金钱成本。但可怕的是通过“潜规则”上市的公司往往是跛足舞者，很难跟上市场经济的舞蹈节奏，它们为了生存惟一的选择就是打破舞蹈规则，最终摔个鼻青脸肿。
    从王小石的案件中已经清晰地透视出企业上市到高管落马，到公司陷入困境的路线：以不正当途径获得上市“门票”，上市后完全排除外部监督力量，蔑视证监局的监督，把高管个人或一小部分人的权力无限扩大，不受约束的行使权力。企业从上市到以后的运作，每一个步骤都环环相扣，彼此关联、彼此影响的，一旦某一个链条薄弱就会导致整个企业陷入危机。
    上市公司高管落马只是围绕市场经济体制社会环境失范的一种表现，而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宏观制度性缺陷，围绕经济问题，历史、文化、学术等方面的因素经常纠缠在一起。比如，２００４年顾雏军在北京举办“科龙２０周年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中，网上就传出一些“挺顾”的学者收取了８万元的出场费，这个传言到目前为止没有得到任何证实，出场费的收取与否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内地的那么多经济研究者尤其是那些“挺顾”学者为什么没有做到像郎咸平一样发现问题？这是值得人深思的。又如一些城市的房地产价格疯狂上涨，成为少数有钱人投机赚钱的市场，已经超过了当地居民的承受能力，但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很正常，并说房地产的价格还要涨。这充分反映了在学术理论界存在着的不正常现象，整个发展市场经济环境存在着问题，这才使房地产商敢于公开说房地产业就是要赚取暴利。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不是孤立的，它往往与其他众多相关因素纠缠在一起，一旦相关因素失去制约作用，必然导致经济问题爆发，使经济发展出现失衡。
    对于如何规范上市公司，如何预防上市公司高管纷纷落马，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仅从技术和程序的角度提出任何一个科学的、可具操作性的严密方案都难以从根本上治理和规范上市公司，因为上市公司所涉及问题的复杂性完全超出了技术层面，它涉及到法制、政府职能、文化、道德规范等等一系列问题，非依靠某一技术性的完善所能解决的。只有从各方面综合治理完善市场经济环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市公司的问题，解决上市公司高管纷纷落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