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不需要神圣理由

文/潘海

（图：德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倍倍尔把性视为人的自然需要）

虚伪，如果成为一部分人类的习惯，那么，做任何事情便都需要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性尤其如此。

那么，性的理由是什么呢？

先说性的天然理由：生育。

远的不说，就说当代厉害国吧。在实施史上最为厉害的计划生育国策之前，男女之性都是属于生育的。那时候，没孩子的积极做爱，理由是要孩子；孩子多的仍然积极做爱，理由同样是要孩子。神州六亿人人踊跃，倒也性福常在。

再说性的天然理由：快乐。

为社会主义生孩子的光荣时代在1980年戛然结束，“一对夫妻一个娃”的强硬规定取消了夫妻做爱的生育理由。于是，原始的性娱乐主义便悄然归来。恰好伟大国门此时对外开放，西方男女的现代性乐模式便如洪水一般涌进。十亿神州叫床声震，性福更加无比

接着说性的神圣理由：爱情。

所谓爱情，本是人为矫饰生造的伪命题。但由于性的娱乐主义通常导致性关系的泛化，即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所说“全面自由的性交关系”，以至引出一代又一代“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茶婊型男女，愣给赤裸裸的床笫之欢蒙上了一层“这是爱情”的妙曼轻纱，并进而假惺惺声称：“没有爱，我决不性！”五千年神州于是性福禁毁。

事实上，人类之性最不需要的理由就是爱情。

倍倍尔早就说过：“在人的所有自然需要中，继饮食的需要之后，最强烈的就是性的需要了”；马克思也早就说过：“男人对妇女的关系是人对人最自然的关系”；而若换成更早更早的中国古话，则就是：“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性与爱有什么相干？

所以，如果一定要为性找出个理由，那就是：为性而性，岂有它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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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12

［德］奧古斯特·倍倍尔：《妇女和社会主义》，沈瑞先译，北京，三联书店，1955.2

［西汉］戴圣：《礼记》，李慧玲等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