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害死了汪国真？

文/潘海

    1991年秋，汪国真（前排右三）在我（前排右五）陪同下，到郑州亚细亚商场签名售书，活动结束后，与现场造势的“亚细亚礼仪队”的美女合影。

    1993年初，汪国真（右一）和我（中者）在郑州王子酒店“大吃大喝”，席上还有香港亚伦集团董事长贺亚宁（左一）以及其他朋友。

    陪同汪国真在郑州大学中文系座谈。左二为本人，右二为郑州晚报总编室主任崔立民。

汪国真英年早逝。

是谁夺走了他的生命？想起四分之一世纪之前的一些往事，不由感慨颇深。

1991年秋天，汪国真诗集《年轻的潮》，被评为“第五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一等奖。颁奖大会在郑州举行，我作为颁奖仪式承办单位的负责人之一，和他在大会上认识，并成为朋友。

那时，汪国真还没有结婚。尽管他直言不讳：“我喜欢女孩子”，也尽管崇拜他的“女粉”几乎遍布全中国，但是他，却在那样一种万千女孩狂热追捧的盛况之下，始终都没有产生出专门针对某一女孩的冲动。换言之，汪国真可谓真正的爱神，而不是以爱情设局的色鬼。所以，当时我就说：“汪国真喜欢女孩，是把女孩对象化了”。

这就是汪国真的崇高！

汪国真把女孩对象化，就是说，他爱天下所有的女孩，或者说，他爱的只是女孩这一群体、这一种社会性别，而不是企图搞掂其中的某一个、或者某一些女孩。因而，他心无邪念，他只有纯净的诗中爱情。所以，他才曾经征服了几乎一整代中国女孩。

可是，当年荣获全国一等奖的他，在领奖之后与我们喝酒聊天时，却并没有太多的激动，甚至他还让人感觉到一种淡淡的苦恼。我不是诗人，对诗歌没有研究，所以，与汪国真共赴饭局的时候，我们很少谈诗。我喝酒比较猛，酒后爱胡说；他喝酒很斯文，话也不太多。我想：所谓忧郁，大概正是诗人们不可或缺的一种心理素质吧。

1992年年初，我到北京出差，抽空去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到汪国真的办公室里聊天。这一次，他的话比较多，不仅把所有已经出版的诗集都搬出来给我看，还让我看各地报纸对他的评论。可是，身负如此盛名，他却仍然让我感受到他那种似乎已成习惯的淡淡忧郁。我记得，不经意间，他仿佛说了这么一句话：“在诗中写爱情，就像每天在这屋子里坐着，除了面前那扇窗，除了窗外那些树，再也看不到什么让人激动的景色了。”

我当时并没有深刻理解他的内心，所以就调侃他：“你一直在写Love，往后，你就该写Make love了，从Love到Make love，这不是很好的升华吗！”他一听，立刻就笑了，并反过来调侃我：“你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汪国真知道，我一直在中国性学界混吃混喝，因为我常到北京参加“国家级”的性学专业会议，并且屡发与众不同的“高见”。

我开始严肃起来，向他讲述我对“爱--性关系”的理解。我认为：从“情爱”到“性爱”，从情感的互爱，到性器的互给，这是人类两性在心理与生理之间“行为互换”的必然过程——男女发情之后，紧接着就要彼此做爱，柏拉图那样的性虚无者是不多的。所以，我建议汪国真：别光写“情爱诗歌”了，写一点儿“性爱诗歌”如何？或许，这正是你的一扇新窗户呢！

可惜那个时代，中国文艺界好像还没有“性爱诗歌”这种说法，而且“性”这个概念，不管是作为人类本能的Sex，还是作为学术研究的Sexology，都被伟大官方所忌讳。所以，汪国真对此——这个并不被他熟知的领域——显然没有产生什么兴趣。他当时只是笑笑，没有作答。

后来，我用中国最伟大的诗歌来证明我的观点——《诗经》里的《关雎》，有两句很著名的描写：“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和“参差荇菜，左右芼之”。所谓“采之”和“芼之”，究竟写的是啥？尤其是那个“芼”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学界对此一直争论不休。难道真是在写田人采摘荇菜的劳作吗？我的答案是：No，It’s not！那是以荇菜比喻女人，来描写男人对女人展开的性动作。至少，我从中读到了男人的“上下其手”，读到了男人的“左抚右摸”或甚是插入之后的“左突右抵”……一句话，是男人在女人身上“左右采获”！

汪国真无法接受我的这些“歪论”。他反驳我：“《诗经》这两句，不是你说的这个意思吧？”

《诗经》这两句，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其实并不关心。我关心的是，汪国真的“情爱诗歌”应该向“性爱诗歌”拓展，借用今天的一个热词，他应该“转型升级”。这样，汪诗才会有新的生命力！

现在想想真是遗憾，我和汪国真闲聊这些话题的时候，中国歌坛还没有出现央金兰泽。这位21世纪成名的、从青海玉树高原走出来的藏族女歌手，有一首旋律非常奔放的歌，叫做《我愿》。其中有这样一句震撼人心的歌词：“感天地，泣鬼神，我愿是海的咆哮，像巨龙落地的呐喊！”请问，她是在唱什么呀？不就是放歌人类性行为之最高、最神圣的美好境界吗——女人高潮了，她像大海一样咆哮；男人射精了，他发出巨龙落地般的呐喊——看看，多么鲜明而又显著的性爱元素！这样的词作，不是当代“性爱诗歌”的经典又是什么？

然而，汪国真始终是一位坚贞的“爱情至上”论者，他坚信人类永远不会放弃爱情，更坚信爱情也永远都是人间最伟大、最美好的事物。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做梦都没有想到——21世纪的中国，女孩子变了——她们已经不再相信爱情，她们趋之如骛，崇尚着权势与金钱，追求着奢侈与繁华；她们把房子、车子、票子、职业位子……看得至高无上。结果，“伟光正”治理之下的朗朗天朝，仅仅只过了一代人，汪国真的“爱情诗歌”就完全被高度物质化的“新生代”女孩集体抛弃了。

写诗、尤其是写爱情诗，是必须要有激情的。可是，在一个对男女之爱已经毫无激情的国度，汪国真纵然激情无限，却已经找不到能与他的激情相共鸣、相互生、相感动的女孩读者！而当一个无比信奉爱情的激情诗人，从此被无爱的社会所拒绝，其结局，就只能是无可奈何地沉沦、就只能是无比痛苦地落寞——他很快就不再写诗了。他到处寻找人生的突破口：他写字、画画、唱歌、压CD碟——他被无爱的“新生代”女孩群体抛弃，直接导致他抛弃了已经钟爱20多年的爱情诗歌，到最后，他终于也被诗歌这项伟大的人类艺术所抛弃。

读者与诗歌的双重抛弃，不仅过早抑制了汪国真的写诗激情，更无疑严重摧毁了他的健康身心。汪国真的早逝，与其说是一个时代的诗歌不幸，更不如说，是这一时代女孩群体“三观”俱毁的悲哀——正是这一代“不信爱情”的中国女孩，用她们的群体冷漠，杀害了始终对她们充满了爱意激情的汪国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