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没有处女的时代”
最近有个名叫张一一的男人，在征婚启事上公开宣称：“拒绝处女！”此举引来网上诸多评论。张氏对此非常坦然，在回答网民质疑时说：“现在哪里还有真正的处女？不如挑明了说，我不要，省得弄虚作假。”
我不认识张一一，但很赞成他的观点。我认为他这个男人很有几分勇气，他“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鲁迅语）。”
在今天这个早已没有处女的时代，能有一个男人站出来，扯掉国人身上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大声疾呼“拒绝处女！”反映了这个男人的诚实和无畏，他为中国男人开了一个对女人务实的好头。
事实上，在今日之中国，已经几乎没有男人能够找到原装的处女，男人已经对“没有处女的时代”表示了无可奈何的宽容。但这种宽容，在多数男人嘴里从不肯讲，在多数女人嘴里从不肯认。这就造成了今天社会的一种严重的不和谐：男女自欺与相欺！
因此，张一一的价值就凸现出来：面对无可奈何的现实，他摒弃了国人以虚伪之心用惯了的“驼鸟政策”。他作为男人，即便对“没有处女的时代”百般无奈，但他无论如何也要把这无奈挑在明处，并把这鲜明的无奈写到自己的婚姻旗帜上！
其实，处女不处女没有什么不同。若说不同，处女与非处女的唯一差异，就是处女没有性经验。但这能算什么优势呢？是她资源的优势、还是她技术的优势？处女什么优势都没有。就像城市边缘那些荒芜的开发区的一块生地，只有下大力气投资整治，做到“三通一平”，然后才能引进正式的项目——那个最先让处女不处的男人，就是在开发区整治土地的开发商。土地整好了，项目进来了，一切都是现成的，于是人家产生大效益。而开发商呢，卷着铺盖走人，再去找新的处女地。
张一一显然不想当开发商，他只想做项目，而且只在熟地上做。这是他的明智，更是所有男人都应有之的明白。所谓处女崇拜，不过是一种落后生产力的心理反映。法国当代最杰出的女权主义作家西蒙娜·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一书中认为：对处女的崇拜只是在私有制出现以后，男性为了保证世袭财产能够在父系范围内继承，才确立了一种制度，而妇女才因此成为生产男性继承人的工具。与此相反，在私有制出现以前，即在远古时代，人们恰恰认为处女是“邪恶的”、“不吉利的”，并把处女交给过路人或神殿的僧侣。交给路人，是因为过路人对处女的“魔力”可能沾不上身，交给僧侣，是因为僧侣有神圣的力量，可以战胜处女的“魔力”。
处女既然如此一钱不值，男人又何必去在乎那个一捅就破的膜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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