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中医药学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顾植山

     作者简介 顾植山，安徽中医药大学教授、中华中医药学会五运六气研究专家协作组组长、龙砂医学流派代表性传承人。多年来，他潜心研究五运六气学说，并以此为理论指导，还中医理论之原，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在人类与疾病做斗争的过程中，古老的中医学积累了丰富的防病治病经验，其核心理论就是五运六气。需要强调的是，五运六气不是中医理论的分支，而是五藏六府、三阴三阳六经、十二经络等中医概念形成的基础。

　　五运六气的来源既不神秘也不复杂

　　什么叫“六气”？通常的讲法，六气是指风、火、热、湿、燥、寒六种气候的转变。事实上，气候只是六气联系的一个方面，六气是太阳寒水、少阳相火、阳明燥金、太阴湿土、少阴君火和厥阴风木，来源于太极阴阳的动态变化。

　　太极图的样子人们都知道，但很多人只是把太极图理解成哲学模型，并不知道太极图是宇宙周期性变化的科学图式，宇宙间各种周期性变化，例如从圭表影长和昼夜渐变等都可以自然形成太极图。太极图是动态的，表示自然界的阴阳气是具有盛衰变化的节律运动。阴、阳代表了气化运动的两种象态：由衰到盛是阳象，由盛到衰即阴象。

　　古人把天地间的盛衰变化理解为一种“开阖”运动，又称“离合”“捭阖”“阖辟”等。一开一阖，化生万物。介于开与阖之间的是“枢”，动态太极就有了“开、阖、枢”三种状态。《黄帝内经》中的《阴阳离合论》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圣人南面而立，前曰广明，后曰太冲；太冲之地，名曰少阴；少阴之上，名曰太阳……广明之下，名曰太阴；太阴之前，名曰阳明……厥阴之表，名曰少阳。是故三阳之离合也，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三阴之离合也，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阴阳离合产生三阴三阳六气，“三生万物”是“六气化生万物”。《黄帝内经》载：“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其生五，其气三”，故“三生万物”的“三”不是天、地、人，应是“开、阖、枢”。《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载：“天地合气，六节分而万物化生矣。”

　　五运即五行，运和行都是运动变化的意思。

　　万物不可胜数，西方科学重在区分不同事物之间物质形态上的差异，而中国古人更加推崇“智者察同”。“察同”是察动态变化之同，根据事物运动变化过程中显示出来的生、长、化、收、藏五个基本时态，创造了以木、火、土、金、水为代表符号的“五行”说。《汉书·艺文志》载：“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五气更立”，就是“五运”。五行五运以象统物，执简驭繁，把握事物的动态规律。

　　可见，太极阴阳、五运六气的来源既不神秘，也不复杂。

　　五运六气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运气学说，是探讨自然变化的周期性规律及其对人体健康和疾病影响的一门学问。这里讲的周期性规律，是基于自然界六气六律和五气更立的六、五节律，即五运六气节律。运气学说认为，天人合一是天人间动态节律的同步和谐，这是人体健康的基础，而天人合一的失调是产生一切疾病的根本原因。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运气学说中，尽管气候对疾病有重要影响，但气象、物象、脉象、病象均受五运六气规律的影响，气象和疾病是平行相关的两个方面，不完全是因果关系，病象、脉象可以单独或在气象之先出现，故五运六气不是源于“古人对气象变化规律的总结”，不宜定义为“古代的医学气象学”。同时，古人在论述五运六气时，常常会联系到天文，但“天自为天，岁自为岁”，古人只是借天象来标示五运六气。事实上，天文是符号，是工具，不是由天文决定五运六气。

　　远在伏羲时代之前，中华先民对“天道”的认知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平。古人讲的“天”，指的就是大自然。上古先民通过观察日影和天体运动的变化轨迹，产生了太极和河图等图形。伏羲时代，又形成了以太极、阴阳、四象和先天八卦等为主要符号的八卦文化。八卦文化，表达了古人对“天道”的认识。

　　尽管伏羲时代比炎黄时代早得多，但后人把文明源头定于炎黄而不是伏羲，可见炎帝和黄帝时代的文化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黄帝文化的重要标志是“黄历”的制订。黄帝通过“伶伦造律吕”，用标准十二音阶的乐管进行“飞灰候气”，发现了十二气的时间规律。但由于“飞灰候气法”难度极大，中华先哲的大智慧以天象为记载乐律的符号，故称“天文”。《说文》中称：“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十二气为万古不变的时间单位，故称“律”。十二气纳入六气系统称“六律六吕”，也称“十二律吕”。古人用十二律吕“以调气候，以轨星辰”，而不是从天文得出十二气。

　　中国的“天文学”不同于西方天体学。人们察天文知时气。顾炎武《日知录》记载：“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于是很少再去候气了。天文兴，候气废。十二气的天文表达产生“十二地支”，十二地支的名称是天象的象形符号，十二气从地下候气测得，故称“地支”。十二地支决定一年的十二气和十二个月；十二律吕与八方的结合演变为二十四节气。

　　以气乐之律定历法，故称“律历”。“乐律”是中华先民的伟大发现，是人类的大智慧。中华文化崇尚“和”的思想也源于乐律。“乐者，天地之和也”，“和，故百物皆化”，“大乐与天地同和”。六气六律成为中华先人建立各种理论和制度的基础和渊源。《史记》载：“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规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六、五相合，产生六十甲子。以六十甲子为计时符号编成的历法，是五运六气历。

　　东西方“文明”标准不同，西方文明社会的标准主要看物质生活，中华文明的标准是看对自然界“律”的认知。炎黄完成了对十二律吕的把握，是中华文明时代的开始。“黄历”即“黄帝之历”，它确立了中华文明的文化核心。

　　“乐律”是中华先民的伟大发现，是人类的大智慧。五运六气就是研究如何“与天地同和”的学说。

　　《史记》记载：“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五运由察天象而定时位，故代表五运（五行）的符号称“天干”。运气学说以“五音建运”，故五运也需合乎乐律。黄帝时代在对宇宙自然六气十二律和五运周期认知的基础上，完成了阴阳五行理论的构建。《汉书·艺文志》载：“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道也。”

　　十二律吕不是由某个或某几个星座作用于地球产生，而是整个宇宙与地球相应的综合结果。研究天地、天人关系的最可行也是最正确的方法，是观察地球上的各种物象和人体的各种感受，总结和把握其变化规律。中国古人用这种方法发现了“天人相应”规律，产生了“天人合一”的理念。从宇宙中一个个星球实体去研究天地、天人关系，永远找不到十二律，也永远产生不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共同的祖先观念，首先是共同的文化观念。最突出的是律历，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阴阳五行思想和对天人合一的追求。

　　《黄帝内经》植根于黄帝文化，《黄帝内经》中的五运六气学说，传承发挥了炎黄文明的五六之律，凝聚了黄帝时代的文化精粹，是黄帝文化的活化石，故能成为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五运六气学说在中医理论中的地位

　　中医理论基本上建立在五运六气基础之上。

　　中医理论的基本模式是阴阳五行、藏府经络。中医的阴阳学说，由阴阳离合运动产生三阴三阳（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六气，又称“六经”。六经理论是中医学的核心理论之一，指导临床意义巨大。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以“六经”统方而成为中医经典。

　　《黄帝内经》调阴阳的基本大法是“七损八益”。《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载：“能知七损八益，则二者可调，不知用此，则早衰之节也。”不懂得开阖枢六气，就不知道什么是“七损八益”。近年来，因马王堆出土医简《天下至道谈》中，列举了古代房中术的七损八益，人多以为七损八益就是房中术的专用术语。其实不然。从三阴三阳开阖枢方位图可知，“八”是东北方，相应于初春，阳气正由一向三，渐渐生发（益）；“七”是西方，相应于秋天，阳气由九到七，不断收降（损）。调阴阳时先要了解阴阳所处的时位和趋向，譬如春夏两季要顺从和帮助阳气的生升成长，所谓“春夏养阳”就是“益八”；秋冬两季就要顺从自然收降的规律，帮助阳气收藏，所谓“秋冬养阴”就是“七损”。

　　五运六气强调的是动态、时态，天人相应的关键，是要把握天地阴阳动态节律中的盈虚损益关系，“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和“七损八益”等，都是对天地阴阳动态变化盈虚损益的描述。中医藏象学说“各以气命其藏”，天有五运六气，故人有五藏六府。五运六气代表的是时态，故《黄帝内经》谓“藏气法时”。“藏象”理论说的是五运六气的动态变化在人体的表现之象。十二经络以三阴三阳命名，而且早期出现的是“十一脉”，也可见其理论基础亦是五运六气。

　　五运六气理论用于疫情预测，凸显中医学在疫病预测方面的特色优势。正确运用五运六气理论，可以为疫病的预测和疾病防治提供重要参考。但运气有常有变，《黄帝内经》讲“时有常位，气无必也”，因而五运六气“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社会上有些用五运六气进行疾病预测的人，往往会简单化、机械化、绝对化，把运气预测神秘化，造成人们对运气学说的误解。

　　中医切脉，首先是看人体天人相应的状态，而不是诊断具体的疾病。中药讲究的是药性，药物归经归的主要是三阴三阳六气，是辨药物的阴阳气化属性。这是从中华文化天、地、人、物大一统的观念建立的理论。中医各家学说的产生，与五运六气有直接关系，不同的运气背景产生不同的学术理论，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从运气学说入手，可澄清中医学术中大量历史悬案。

　　《黄帝内经》五运六气学说的主导思想方法是客观的、辩证的，我们曾用大量气象资料的统计分析证明了五运六气周期规律的存在。在临床中，应用五运六气指导，对疑难杂症甚至急危重症救治，都显示出了难得的疗效。所以，正确认识中医理论与黄帝文明的密切关系，正确认识黄帝文明的科学内涵和科学高度，将改变人们对中医学理论的偏见，也给国人带来自豪和自信。

　　               《光明日报》（ 2017年10月07日 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