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期，我们家下放到山区汉塘村，住在篮神庙里。和一般下放家庭不同，我们很庆幸，一点也不留恋校园的家属区。原因是离开无尽的苦难，有了虽然艰辛，但较为正常的生活。由于带着某种亢奋情绪，我们四兄弟天天去砍柴，砍来的木棍码满了庙门外两边的墙头。

住在庙下的老黄上来问我们，砍这么多柴做什么，这要烧多久喔？我回答，我们在这里落户，天天要烧的，不怕柴多。他摇着头说，你们不一样，不是在这里落户的人，你们这家人是会走的。

那时候父亲留在学校牛棚里，天天到逍遥河边的农场去放牧牛群。我走了几十里山路悄悄去看他，向他介绍家里的情况，让他放心。还告诉他我们砍了很多柴，可以烧很长时间。同时也谈到老黄的那些话，叹口气说农民不懂政治，居然以为我们还可以离开农村。

父亲笑了笑对我说，农民的语言很淳朴，但真理往往就在淳朴的语言中。我当时楞了一下，难道父亲也不能免俗，希望我们一家能够离开偏僻山村？不过我没有开口，父亲也没有再说了。

后来的情况是，母亲带着我们年幼的妹妹去公社中学教书，老三、老四虽然还小，但作为知识青年正式去了山下的知青点插队。汉塘村里，只留下我和大弟弟老二，并且在这里结婚生子。几年后，由于社会的变化，我们四兄弟又通过招生考试和落实政策离开了农村。

老黄没说错，我们这家人确实是会走的。

这时候我想起父亲那句话，“农民的语言很淳朴，但真理往往就在淳朴的语言中。”是啊！我们总是被人为的操纵所蒙蔽，看不到还有人间之上的规矩。要懂得这些规矩，必须让自己淳朴，而且要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