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诗人刘迎春:飞白/肖兵
(2014-12-23 09: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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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知道,对于诗人刘迎春,我是怀有感恩之心的。在一定程度上说,他是施恩于我整个家庭的人。
大约是八十年代初期吧,我的“右派”平反并且重新工作的老爸有一天回家说,黄石日报社的一个记者听说了我爸妈的故事后很是感动,说是要以此为素材写一篇小说,并发誓要为我们这个家庭讨回公道。这所谓的“公道”,无非是后来的众多伤痕文学中的情节、无非是当年我爸被打成右派分子后,我妈在单位被打击报复、最后我妈放弃了公职,毅然决然回到农村和一个所谓的右派分子过相濡以沫的生活的爱情故事。当时时隔二十多年,我妈的工作单位在千里之外的新疆,信息闭塞,通信不便,加之原单位人员更替,一桩陈年老帐知者了了,一来二去,久拖不决。幸亏了那个护公道、认死理的记者一路跟踪,最后激愤到竟要动用新闻媒体的力量的程度。
等到真正与刘迎春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我的已讨回“公道”后的新家——铁山了。他当时还带着一个叫胡翔的小兄弟,一个著名学府的高材生(不知是不是现在朋友们口里的胡老师也未可知)。当时黝黑、谦和,没有诗人的影子和恩人的姿态。或许,他是刻意掩饰,怕我们勾起陈年往事。后来我想,只有发自于内心的,包括思想和行为,才是不图报答的最真最诚的光亮。或许,在那个时候,他叼着香烟、端着酒杯的样子、慢慢悠悠说着金牛话的语气,市井、平常;是在向我们说明,对我家的帮助不必要心怀戚戚,他已经早就放下。
与刘迎春的真正熟识,大概要追溯到懵懵懂懂的我在当时的黄石诗歌圈子里“打酱油”的时光。只所以这么说,一是自认为学识浅薄,二是也没有什么天赋。无非是满纸无病呻吟、思维混乱又战战兢兢的机械堆砌。这样胡乱码出的文字当然谈不上什么艺术美感,既不赏心又不悦目。好在当时的同仁宽容之心满分,也不过分嫌弃,这之中,也包括诗人刘迎春。
一是有些朋友之间的聚会,刘迎春要叫上我。这些朋友后来大多成了黄石文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有的在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个人臆断的话,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刘迎春的核心凝聚力。一群疯子、一颗诗心、一曲相思、一杯愁肠,在缕缕烟雾弥漫中虚虚实实、浸润无声。这是什么样的场景:逃避、渲泻、憧憬、放肆,掺杂着、碰撞着、混合着也消化着。就着这样的氛围,朋友们诗情酒意、相得益彰,惟独我消化不良,一事无成。这是后话。
二是刘迎春在我的工作单位,声名远播,朋友亦多。常常随便到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程度。对如此风一样的男子,每每光临,必有酒菜相待。也看不出宾主,倒似儿时玩伴。酒杯一端,必先夸我,生怕领导欺我,朋友轻我,同事小我。其爱惜之情,至今历历在目。
三是当时刘迎春亲任社长并牵头搞了个《青年诗人报》,本来就有了一大堆编委,却又不顾我的才疏学浅和不得人心,没有原则地硬要将我增补进这个名单。志趣之外,提携之意,又怎能忘怀?
我是一个散淡而懒惰得一无是处的人,之所以如此杂乱无章地絮叨与诗人刘迎春的片段,既记不起具体时间,也说不出大体细节,再感动人的事情到我的手上都显得没心没肺。和刘迎春的往来也只是一些平淡往事,既没有文集中那些手足情深,也没有诗友之间相处时诗情迸发的冲天豪情。我只记得他为“人”的一面:正直、善良。没有其它。
而刘迎春的死讯是在他去世一段时间后我才知道的。想起来是有一天,我恰巧不在办公室,同事后来告诉我有一个人找过我,叫我明天到哪里哪里去送行。来人没有留下任何信息,就这样让我失去了和刘迎春最后告别的机会。
这不得不感叹命运的无常。曾记得刘迎春去世前的小恙住院,我去看他的时候,他不提病况,竟兴高采烈地吟起在医院的诗歌新作。把每日繁琐的医嘱,揉捏进他的诗歌,变成“一日三次”的顿足,“一次三片(遍)”的感悟。我不知道,那里面有他多少人生阅历,有多少个人史无法诉说的哀伤,有多少诗酒疯癫和现实的一地鸡毛。
俱往矣!活着,也未必是轰轰烈烈的相交,却看得见君子情怀:死去,也未必是风消云散的淡忘,却经得住时间沧桑。身前诗心如墨,身心如彩;身后驾鹤远遁,乘风已九州天外。
到如今一去二十年,虚虚实实,似幻还真,仍看得见细微的痕迹,如昨,如在,如飞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