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的絮叨

 ——追忆故友刘迎春

   翁德林

    刘迎春，是一个存在感极强的名字，不认识他时，就听说大冶有个刘迎春 ——黄石地区第一个上《诗刊》的作者。后来他在《黄石日报》任编辑，他的名字便频繁地在报纸上跃动。

    1980年的春天，我还是黄石财校的一名学生，写了一组诗，送给了《黄石文艺》李声高老师，很快《黄石文艺》有了采稿通知。我立刻把另一组诗送到《黄石日报》给刘迎春，当时我称他刘老师，他很含糊地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好像是说也许我的年龄不比他小。其实我的年龄小他两岁，也许是我的长相显老。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叫他老师，而是直呼其名。

    刘迎春见到我时就告诉我，他已经看到那一期《黄石文艺》的铅样稿中有一个叫翁德林的新人。他收下我的作品后，立刻把已经编排了的那期“诗苑新蕾”撤换了，塞进我的作品。后来他告诉我，之所以这样做，意在让我的作品在《黄石文艺》出刊之前问世，这样将来翁德林一旦有造化，其处女作是《黄石日报》首发的。可见他当时对我是有期待的。《黄石日报》果然抢在《黄石文艺》出刊之前让我的处女作问世。

    认识刘迎春之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有点没完没了了。几乎每周要见几次面。而且很多时候，是他主动约见。当时，我穷得只有一点文学幻想，充其量只能为他解除一点清寂落寞。

    这种毫无企冀的交往，大概就叫友谊。

    刘迎春是我师长加兄弟般的朋友。当然，我们之间也有过齿牾摩擦。有一次，两人闹生气了，具体为什么已记不得，记得清楚的是那段日子两人既不见面，也不通电话。尽管如此，两人却有频繁的书信往来。在信中我会问候他“醉安”，“赌胜”，他少不了一遍一遍地关心我的个人问题。那时，我已是大龄青年。

    这种兜兜转转日子我们持续了一个多月，最后是他来信提出“我们是不是应该结束这种漫长的信生活？”

    从那之后，我们见面的频率又回到了每周几次。其实，他不仅与我交道如此频繁，我身边很多人都会遇上他的突然驾临。

   他的存在感强大到有时让人觉得有点累，但是，如果几天他不出现，你不会觉得轻松，反而会觉得有些失落，甚至索然。

    刘迎春如此旺盛的生命力，让人觉得他根本不会沾染上“死亡”这样的字眼，可是没想到上帝像玩击鼓传花游戏似的，突然间把死亡的棒槌落在了刘迎春的头上，那年，他才39岁。

    刘迎春乍然离去，留给我们的是一大摊子活脱脱的记忆——酒桌上的诙谐辞令；牌桌上的果断动作；仰天豪放的歌声；郑板桥似的笔迹流淌出来的诗歌，灰蒙蒙的脸上漾动着的乌黑眼睛，还有他对女人伤痕累累的爱和伤痕累累的恨……

    说实话，刘迎春活在时，我与他之间有思念，有牵挂，但并无亏欠。但在他离世时甚至离世之后，我对他有亏欠。

    他离世时，我出差在陕西韩城，因差事锁身不能回来，是托郭杰兄弟代我送花圈吊唁的。刘迎春去世一年多后，向天笑牵头组织为刘迎春出一本诗集，也算是为刘迎春的诗歌贡献勒功传世。可偏偏那时我的经济遇到尴尬，对刘迎春的诗集未尽寸心，留下一笔心债至今。

    在迎春兄去世近20年里，不断地梦见他，每次梦中醒来，都会因心债而内疚。

    我不是一个教徒，良心是我一切行为的准则。巴金说良心的责备比什么都痛苦，冯骥才说，纯洁的人从忏悔开始。在亏欠迎春兄的问题上，我谈不上对自己深深责备，也谈不上什么忏悔，只是每每想起他，会有一些反思，心里会泛起几片难以抹去的云翳，难怪有人说最重不过心债。

    清明是活人与故人对话的日子，清明来临之际，身在异乡，谨以此文献给迎春兄，聊作折柳薄祭。此番絮叨，不乞迎春兄原谅，只借其仙子慧眼督察自己日后遭逢人事时，少一点前失后闪，少负一些心债。

                                                 2014年4月4日（清明前）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