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去深圳讲学，最让我激动。

因为我事先联系好了我几个学生，他们是初八四届一班的付饶、初八七届一班的吴涛和董洁、高九零届的李崇洪——刚好是我工作后带的头三个班。这几个学生，除了吴涛（请看：吴涛的故事）是几年前见过之外，另外几个学生都是二三十年没见过了。我邀请他们来听我的报告，“我要讲你们的故事呢！”我说。他们都非常兴奋，“说一定要去”！

周五晚我刚进酒店房间不久，门铃就想起了，开门一看，是董洁！我和他拥抱握手。他抱歉地说：“明天我有事，实在来不了，但我今晚上一定要见见李老师！”我们聊起了当年在班上的趣事，我给他看老照片。他说：“李老师，你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美好记忆了！”要说的话太多，但时间不知不觉就十一点了。他拿出相机，设定好自拍，我俩坐在床头，他的手搭在我的肩上，留下一张合影。

我的报告是周六早晨九点开始，可八点过，吴涛就给我发短信说到酒店了，我赶紧去电梯口迎她，她从电梯出来，那一刻我俩都很激动，手紧紧握在一起。刚进房间，付饶也到了，我一见她，说：“哎呀，付饶真是一点都没变！”我的是实话，三十年了，如果我走在大街上，肯定能够认出付饶的。然后我拿出我这次特意带来的“古董”——当年的照片呀文字呀让她们看。这时，一条汉子走了进来，我惊叫：“李崇洪！”他还是那么高大，但比过去胖一些了。

报告时间到了。我请三位学生坐在前排里投影仪最近的地方。我对老师们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今天很激动，虽然面对上千老师，但我今天心里只装着三位特殊的听众。他们是谁呢？他们为什么特殊？先留个悬念，我一会再告诉大家。”我知道，我说“我心里只装着三位特殊的听众”对老师们不太尊重，但我得说实话，我甚至想说，我今天的故事就是讲给他们三个听的，因为他们就是故事的主人公。

讲课的主题是“让人们因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讲述开始了。一张张照片，以及照片背后的故事，把所有老师都吸引了。当我讲到我刚参加工作时方法粗暴，伤害学生的自尊心时，我亮出了付饶的照片，讲我当时如何如何损害了她的尊严——有一次她犯了一个小错误，我不但让她写检讨，而且还要她把检讨用大字抄好贴在校园里。“我伤害了付饶同学的自尊，可她对我却那么宽容。学生的胸襟总是比老师宽阔！这是毕业时付饶送给我的照片，还有背后的题词。”说着，我提高声音说：“今天付饶也来到了现场！”付饶站了起来，对大家鞠躬，全场掌声热烈。

我讲到我带学生去峨眉山，我们在雪地上摆出“一班”两个大字，我说：“这个一是谁写的呢？”老师们都说是我，我说：“不，这是我班一位个子最高的学生摆的，今天他也来到了现场。请这个‘一’站起来！”李崇洪站了起来给大家挥手，全场又爆发出掌声。

后来在讲到未来班的生活时，我打出了未来班班长吴涛的一张张照片，照片上的吴涛漂亮极了，老师们都啧啧赞叹。我说：“这个漂亮的小姑娘今天也来到了现场……”话还没说话，老师们的掌声便响起了，吴涛起立给大家鞠躬。

三个学生的在场，为我讲课增加了戏剧性，让我的故事也更加富有传奇色彩。不，所谓“戏剧性”所谓“传奇色彩”，严格地说，都是局外人的感觉，而这一切在我和付饶、吴涛、李崇洪三人看来，就是我们真实的昨天，那么自然，那么温馨。

说起来，这三个班我都不算成功。八四届一班是我刚刚参加工作的处女作，毫无经验，当时也比较粗暴；八七届一班稍好些，但毕竟也因我的年轻而遗憾不少；九零届一班最后高考并不理想——我多次在我的著作中提到这一点，到现在我也没想通是为什么，我曾经以为是我的活动搞多了，但接下来的一个班依然是这样做的，活动照样多，但高考成绩却引起了轰动，可见教育有时候是复杂的，当然也许和当时全市的高考滑坡有关系吧。但是这三个班的学生依然对我很好，一直记着我。

三个学生本来并不是一个班的，但因为我，因为这些故事，他们立刻成了一见如故的好朋友。

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付饶也带来了几件文物，她当年写的作文，还有我批改的字迹，还有她当年写给我的信，我回复以后退给她，她居然保留到今天。更让我感动的是，她还保留着我当年送给她的生日贺卡。我随口说出“吴涛的生日是1973年5月9日”，“程桦的生日是1973年5月20日”，“董洁的生日是1972年12月26日”……下面的老师再次惊叹。

听课的老师都说这三个学生作为我的学生很幸福，他们三人也这样认为，但我认为，有一批又一批爱我并几十年都惦记我的学生，我也很幸福。

当我把生日贺卡的照片打出来时，全场都震撼了。我说：“三十年来，我和我的学生互相珍藏着对方，这就是教育的幸福！”

所有老师再次掌声如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