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

《办公室业务》杂志已出版发行10期了，承蒙作者厚爱，来稿数量与日俱增。作为一名编辑，我对此感到十分欣慰。这起码说明广大作者把我们当成自已人，愿意把他们的劳动成果托付于我们。这不能不成为一件幸事。在庆幸和欣慰之余，面对编发的和尚未编发的稿件，我觉得还有些不尽人意之处，现例举一二，以期抛砖引玉。

 (一)文章存在“大而全，小而全”的现象。一些作者实践经验十分丰富，反映在文章上往往面面俱到，他们将本单位的工作一一道来，大有工作总结的味道。乍一看非常全面，细细品来，每一方面又欠具体。此类文章若在一本杂志上刊登过多，就会使读者不得要领，颇感乏味。

 (二)务虚的较多，务实的较少。一篇文章真正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给读者提供一些有用的东西。当然，这些用途可以根据需求的对象和层次而有所区别。以《办公室业务》杂志来说，它是一本综合性的业务刊物，其读者大都为一些基层的办公室人员。我个人认为，他们不仅需要思想、理论和政策，而且更多的是需要一些在工作中行之有效的方法，即不仅想了解为什么要做某项工作(其目的、意义、作用、必要性，等等)，而且更想知道某项工作应当如何去做。

 (三)一稿多投时有发生。在我们编辑部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形：稿件刚刚发到印刷厂，一些载有相同文章的兄弟刊物就已寄到。此时我们编辑的心情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凭心而论，作者希望自己的文章在更大的范围得以发表，拥有更大的市场，这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人(主要指作者)的各种权利有明文规定，这一点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包括我刊在内的许多期刊在征稿启事中已明确提出有关投稿要求，如来稿三个月内没有采用的，可以自行处理等等。且读者对重复读同一内容的文章多是不满意的，有抱怨的。因此，请有此种行为的作者三思。

办好一个刊物的因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质量较高的稿件；而写出高质量的稿件，也是广大作者所希望的。在这一点上，作者、编者是一致的。一位期刊界的前辈曾经对我讲，选择和鉴别文章，主要应注意“三新”，即观点新，材料新和写法新。这可能是一付医病的良药。

（本文摘自《办公室业务》1994年第5期，博文创建时间：2008-01-22 15:49:06 ）

二、“我与档案学丛书”

记得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天，我因故上班迟到了三十多分钟。在我正要溜进去时，恰好遇到迎面出来的老总，并被他一把抓住。那段时间我们单位正在整顿工作纪律，上班迟到并被领导当场抓住，结果一定不会幸福。反正跑不掉了，倒不如理直气壮一些。于是，我拿出李玉和上刑场的口气，说了声：“干吗？”。不料，老总却说：“赶紧上车，和我一起去组稿”。真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在路上，我才知道我们真是去组稿——与人大档案系的吴主任谈档案学丛书的事情。顺便说一句，当时在档案界“吴主任”是吴宝康教授的专有名词。到了吴主任家，宾主一统寒暄自不用表；谈到正事也没有我说话的份：一是我本来就不明白，二是即便“明白”也轮不到我说。正当看着房顶发呆的时候，突然听到了我们老总那熟悉陕西音：“吴主任，这套书社里经过反复研究，就由鸿杰具体负责了”。啊！……我摸了摸头，天没有下雨。

在此后的相当一段日子里，我一直在忙“丛书”的事：出版社聘了吴主任出任丛书主编，吴主任聘了冯子直、李鸿健、丁永奎、和宝荣、时元第、冯惠玲等先生为副主编。本来社里是让我做“丛书”秘书的，可吴主任却坚持不设秘书——结果，我也混入了“副主编”。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吴主任给我们发聘书的情景，“……这是老胡的……”。天不但没有下雨，而且出了太阳！

世界上真的有一种人，他们给点阳光就灿烂。在忙活“丛书”的日子里，虽然困难重重，但我感觉老老小小还是挺快乐的，总觉得我们又为档案界干了一件大事……

然而，在人的一生中，幸福、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后来的结果正像大家知道的那样，我们的“丛书”黄了。在往后，出版社也进入了一段不安定的日子；甚至我们城市的空气也总达不了标……

小时候，家里的老人总是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2005年，我们的“当代档案学理论丛书”在大家的努力下终于出版了。我想，吴主任一定也会为此高兴的。

（本文创建时间：2008-01-22 15:49:06 ）

三、“我与《办公室业务》杂志”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值得记忆和怀念的事情其实并不多。而创办《办公室业务》的经历，虽然经过十余年岁月的冲洗，却一直很难忘记。

上世纪90年代，我们出版社进入了平稳发展时期。业务的范围在不断的扩大，社里的领导希望出版社有一本自己经营的杂志。在此之前，我们出版社出版过中办秘书局的《秘书工作》杂志——人家编辑，我们出版；后来《秘书工作》成立了杂志社，编辑和出版都自己做了。不知是我社曾经在这一过程中尝到过“甜头”，还是出于“青春期的萌动”，领导的希望有史以来第一次得到了大家由衷的拥护。而恰巧在一次全国性的秘书学会上，又有人动议由我们出版社创办一种叫《办公室业务》的杂志。可以说，我社似乎占尽了天时、地利和人和——如果杂志办不成，那就太奇怪了。

而奇怪的事情偏偏被我们赶上了：在半年之后的一次社务会上，当社长问起杂志的筹办情况时，居然无人知晓——大家除了出版杂志的目的、意义之外，没有更多的话题。最后，社长无奈的说，我看这件是就由总编室负责吧。要知道当时我们出版社的所谓“总编室”其实就是我一个人。看来，这是“傻小子睡凉炕——早晚也躲不过的事”了。

其后，我查阅一些其他杂志创办时的文件和新闻出版署有关规定，以出版社的名义向国家档案局提出办刊申请并为其代拟批转新闻出版署的文件，用最短的时间将文件报送新闻出版署。大约一个月后，我就得到了内部消息：由于我们不需要成立新的机构，并且符合一个部委在特定时间内可以申办一种杂志的要求，所以批准已经不是问题。但是，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对于我们出版社来说，其实把杂志真正“做”出来才是最大的问题。恰好不久国家档案局召开了一次全国档案期刊会议，我作为已经批准、正在筹办的刊物的代表也被邀请参加。会上，我见到了陈兆祦先生，他那时是《档案学通讯》的总编辑。陈先生告诉我，办好一本杂志第一政治上不要出问题，第二文字上不要闹笑话，第三业务上要慢慢提高。时至今日，我都觉得这三句话无异于佛祖真传，使我受益终生。

按照陈先生的指点和其他刊物的经验，我们迅速筹划栏目、组织稿件、设计印刷，并于1992年10月、庆祝档案学院成立40周年大会那天出版了——也算是对母校的回报吧。此后，我们的刊物从最初自办发行时的3000份发展为邮局发行25000份，从编辑部发展为杂志社，并于1993年建立了自己的通联队伍——那年由于机构改革，国家档案局划归中央办公厅管理。我们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以《办公室业务》杂志社的名义给各省委发函，建议他们为《办公室业务》杂志选派联络员。尽管个别社领导非常害怕，但我们还是如期在青海召开《办公室业务》杂志第一届通联工作会议。作为东道主，青海省委由办公厅副主任担任通联组组长，办公厅主任全程参加会议，青海省委常委出面宴请会议代表……；《办公室业务》杂志社还与我们所属的出版社签定了协议，明确了不同于其他内部机构的独立经营地位——我们几乎创造了历史！

……

虽然，我现在已经调离了出版社和我们的杂志，但是，每当我在书架上看到《办公室业务》杂志“简朴的身影”，都会感到十分欣慰——就像老农看到了自己的庄稼。

（本文创建时间：2008-01-28 16:10:15）

四、 “我与《档案学通讯》杂志”

转眼我进入《档案学通讯》已经十个年头了。本想到“退役”的时候再说上几句，算是“为了忘却的记念”，无奈囚刑有期、编辑无日，又逢《档案学通讯》三十周岁，作为其法人代表（即“将要被法律制裁的人”的代表），也只好献声几句了。

在我回到人大的第二年，时任院、刊负责人的我的同学和老师让我去杂志“帮忙”。说白了就是利用我的办刊经验，帮助人家出出主意，充其量再跑跑腿——因为我那时已经实在不想再做编辑了，不然的话，我离开出版社那个更专业的编辑部门不是脑子出问题了吗?不过还好，人家说清楚了是帮忙。我想，“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呢，咱就像邓小平形容自己的长征——跟着走，如果用专业的田径术语讲就是“跟随跑”。更何况盛情之下，自己也不能太不识抬举。

但人算不如果天算，我去了没多久，我的老师退休了，再加上编辑部的编辑本来就都是退休老师——人家巴不得迅速撤离阵地。转眼之间我就成了“英雄儿女”中的王成，只能大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了。好在是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档案学通讯》毕竟是老刊物了，再加上学校的背景，在水中扑腾几年的实力还是有的。

在诸侯经济当道、“乱拳打死老师傅”的今天，一帮书生经数战而不死，也算是出版史上的奇迹了。如果非让我讲有什么办刊经验的话，那就像一首老歌中唱到的“咱们的天咱们的地，咱们的锄头咱们犁，穷帮穷来种上咱们的地，种田不是为自己，一心为的是社会主义。哎嗨哟哟，哎嗨哟哟，一心为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

（本文创建时间：2008-09-20 09:4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