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肯定是没有被收录到199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中的，那就是我回到了中国人民大学。不过对于我来说，能否收录到什么“大事记”其实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这件“大事”是否真的发生——毫无疑问，1996年我的确回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并且做了一名教师。

正像一些从国家视角来说微不足道的事情在一些个体看来惊天动地一样，我一个非常小的人物回到我的母校执教却让一些这里的“土著”心存疑虑，甚至有人认为这简直就是“引狼入室”。就是这句话，有时我一想起来就会笑出声来——首先我真的不是狼，其次我也不知道我“入室”究竟有什么不好。如果这些人的提法成立，那么像白求恩这样的“外来物种”“入室”后不是更加危险吗？好在我们至今没有发现他“入室”的不良后果，比如改善了“土著”的品种、出现了“草泥马”等等。

虽然我一直信奉“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逻辑，但是我的一位老师可能是因为年龄大的缘故，却情不自禁地要“谆谆教导”我一下，以免“和平演变”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于是，在一次饭局上，正当我津津有味地讨论“为师之道”的时候，那位我的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XXX，你千万不要把学生教坏呀！”就在此话话音落地经历了“刘翔起跑”时间后，我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回答说：“我可是您教的啊！”……

自此，一场没有“没有被收录到199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中，却在一些“土著”心中暗流涌动的“事件”画上了句号，而这个“句号”的起因就是“师说”。从那以后，每当我准备进行“师说”的时候，都不由地想起这个经典案例，并且担心由此引发“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后果。

平心而论，不管是认为“引狼入室”的“土著”还是对我“谆谆教导”老师，他们作为一些成年人绝对有支配包括自己喉咙在内的身体器官的权利。也就是说，他们说什么应该是他们自己的自由，其他人其实没有让他们“闭嘴”的理由，更没有禁止他们“思考”的权利。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他们也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利”干扰、破坏其他人自由地“支配包括自己喉咙在内的身体器官的权利”。

在这种有可能“利用自己的‘权利’干扰、破坏其他人自由地‘支配包括自己喉咙在内的身体器官的权利’”当中，最危险的一种形式就是“师说”——其“影响力”在于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使干系人失去思考的能力。特别是在这些“干系人”还是处于“学生”状态的时候，这种“干扰、破坏”作用可能会通过彻底摧毁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而危及他们的一生。因此，我国自古就有“误人子弟男盗女娼”的说法。

如果学生们从自己的“师说”里面发现的都是唯利是图，感悟的都是权力通吃，那么我们国家的未来一定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师说”主体就有什么样的“师说”，有什么样的“师说”就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被耽误了的“弟子”，有什么样的“弟子”，国家和社会就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被耽误了的“未来”。

如此看来，大家还是记住那句古训和与此相关的“师说”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