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受教育经历使我成为一个唯物论者。但是我仍然相信，一个人从事一种活动是需要机缘的。我的档案学研究经历，特别是即将主持“档案文献编纂学重点精品教材”的经历，就是这种“机缘”的最好证明。

我国第一本公开出版的档案文献编纂学著作，即丁永奎、曹喜琛编著的《档案史料编纂学概要》就是在1982年由我加盟的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凑巧的是，那也是档案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图书。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出版社后来成为了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大师们“出没”的地方。据说有一次刘耿生先生去出版社校订自己的书稿，因为大家与刘老师已经非常熟悉，所以有人问道：“刘老师，你们档案系有一个叫胡鸿杰的吗？”刘先生与我从来没有在过一个“专业”，但他老人家又似乎听说过我的名字，于是试探着回答：“胡鸿杰？是个老人吧？”“那他现在还活着吗？”“……”大家想都不用想，下面紧接着就是一片笑声。

那个叫胡鸿杰的我肯定是还活着。何以见得？是因为事过不久我就去了河北大学代课，并且在那里与另外一位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大师相遇——这位大师就是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科创始人之一的赵践先生。由于当时我俩都是外来户，所以学校让赵先生住进了学校“分给”我这个“中央讲师团成员”的宿舍。在其后的半年里，我与赵先生同吃、同住、同“劳动”，我非常自觉地接受了他的“教育”，他十分被动地接受了我的“再教育”——特定的时空使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朋友”，这种友谊一直延续的现在。

有趣的是，刘耿生先生不论在文章里还是交谈中，都是称赵践先生是自己的老师。因此，当后来他与我这个“还活着”的家伙成为同事后，他对我声称“赵践先生是我朋友”的说法深表怀疑。为了消除刘耿生先生的怀疑，我们曾经一起去看望了在协和医院养病的赵践先生……，在临别的生活，赵践先生以他那特有的、老师对学生的口气对刘耿生先生说：“刘耿生，等我出院以后，你要负责把包括胡老师在内的朋友请到我家，我要请客。”刘耿生先生连忙称是。等我与刘耿生先生出了病房，我对他说：“怎么样？你是赵践先生的学生，我是赵践先生的朋友！Are  you  clear？”我估计刘耿生先生至少前半句应该是明白了。

至于已经仙逝的丁永奎、曹喜琛两位先生，那都是与我一起被吴主任聘为的《中国档案学丛书》的副主编，应该算是“同僚”吧。如此看来，我还真的与“档案文献编纂学” “缘分深重”呢！因此，当我前天受到了“档案文献编纂学重点精品教材”的刺激之后，晚上一直睡不塌实，总觉得这些先生应该对“交代”点儿什么。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朦朦胧胧地听到一个声音：“接过红旗肩上扛，接过先辈手中枪……”，猛然醒来，才记起这是红色娘子军的吴琼花唱的——哦，对了！我今天是要去趟海南岛，好象与“档案文献编纂学”多少有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