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悲惨世界”完全来自我一个“悲惨的想法”——那就是从事“科学研究项目”。

事情还得从十多年前、我回刚到学校的时候说起。记得是学院让教师填报什么表格，其中包括从事“科学研究”的内容。根据我多年从事“机关”工作的经验，“科学研究”属于科学研究岗位上的人员所为，而且不得虚填瞒报，所以，就“当然”没有填写。谁料领导却说表中的“科学研究”属于必须填写的内容，并且我还惊奇发现其他教师都“从容不迫”地填上了他们的“科学研究成果”。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我的一位老师开导我说“所谓‘科学研究成果’，就是你写过的文章”——原来如此。鄙人不才，科学研究的确没有搞过，但是“文章”却写过几篇。于是，顺利地完成了填报任务。看来老师就是老师，关键时刻还真的需要他老人家的“授业、解惑”。

在完成了我“科学研究”的“处子秀”之后，我就老师的指导下，向“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了。先是继续从事自己的“文章——科研”活动，再就是希望也相我的老师们一样从事真正的“科学研究项目”。

——我曾经策划了“变革时代的档案管理体制”的“研究题目”，不料“国家”却把这个题目下发了他人。但值得庆幸的是，虽过数载，获得这个题目的“研究人员”仍然没有完成这个他们并不“擅长”的题目。当然，这与那些连开机都“不擅长”的“研究人员”，从事信息或网络伦理研究比较起来，还不算太离谱。

——在历经数年的“屡败屡战”之后，我和我的团队终于有缘吃到了“馅饼”。为了不辜负“国家”的信任和老师的栽培，我们在总结前人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历时三年，调查范围涉及十几个省市和地区，完成了主管机关十余年的数据分析，最终形成了课题的文本。掩卷而思，物是人非，沧海桑田，别有一番感慨在心头。

然而，当我们于10个月之前、在“规定”时间内上报了“科学研究成果”之后，却至今杳无音信。确切地说，是“杳无”“国家”的“音信”——其他“音信”我们还是获得了一些：比如，有关专家的意见等。而这些“音信”充分表明，那些“专家的意见”无论肯定与否，都没有认真地阅读“文本”。更可气的是，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国家”是由于今年举办了奥运会才使有关手续耽搁了下来。

现在我们能够做的事情，除了等待，就是听一听马三立大师的相声——“逗你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