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苦”网友是我的学生。他最近给我布置的“作业”是为他即将出版的书写序——以下是拟交付的作业。

自苦的博士论文就要变成书了，他让我为书的出版说上几句话——我当然是非常乐意的。其中的原因十分简单：他是第一批以我的名义招收的博士研究生，研究的方向和论文的内容又是不折不扣的档案学基础理论——实至名归，理应当仁不让。

虽然目前我国的档案学博士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但是说来惭愧，其中真正研究档案学或者以“档案学”为论文题目的却是凤毛麟角。也不知是因为“档案学”无文章可做，还是我们的博士们兴趣使然，反正结果都一样——就像某些濒危的野生动物，只能用“稀少”来形容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数量。因此，物以稀为贵——自苦的博士论文和专著当然就有其“稀贵”之处。

在1990年代，我国有一些档案学者力挺档案学的“学术评论”——将“学术评论”的目的、意义、特点等问题都“数落”干净了。但是，正像大家看到的一样：我们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在我的印象中，好象谁也没有对“档案学”真正地“评论”一把。在大家遗憾了十多年之后，自苦用自己的博士论文和专著弥补了中国档案学术评论的缺憾。作者基于学术评价视阈，以当前档案学术界的研究为基础，在解决了“为什么要评价、如何评价和评价什么”等问题之后，从档案学的理论分析层面和个案研究层面具体展开了研究。其中涉及中国档案学应研究什么、研究了一些什么、是什么人在研究和采用什么方法研究四个基本问题，并以吴宝康、档案管 理学、湘潭大学档案学专业为例，从档案学人、档案学科发展和档案学专业建设三个角度进行了评价。

更为可贵的是，自苦的博士论文和专著还提出了“中国档案学的科学发展观”问题。作者指出，中国档案学术评论要体现其目的性，即评价本身不是目的，而在于为中国档案学指明今后的发展方向与道路。这是对中国档案学应该如何发展的一些启发性思考，也可以说是对中国档案学术评价的初步总结。中国档案学的科学发展观是灵魂，因为无论中国档案学基本理论要素研究的深入，还是档案学人学术思想的形成、学科发展道路的选择或者专业建设策略的应对，都离不开科学发展观的指导，都需要在其中寻觅适合自己的科学精神、价值取向与动力机制。

当然，作为中国档案学术评论的先期作品，自苦的博士论文和专著还存在相当的提升空间。比如，中国档案学人的理论品格与理论贡献，中国档案学核心理论研究的历史线索、本土化与中国化，公共管理理论、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当代社会思潮与中国档案学研究等等，均有待广泛展开并深入探索。我个人认为，正是由于这些“空间”的存在，科学才可以称其为科学，社会才可以称其为社会，发展才可以称其为发展。因此，我衷心地希望，在中国档案学术研究的“空间”里能够看到更多的身影，能够收获更多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