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公元前135一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是秦时主张伐蜀的司马错的后代。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六年至元封元年，曾担任太史令，主管史事的记载和整理。

旁白：司马迁是出生于公元前135年还是145年，历来有争论。我个人倾向于公元前135年，即他父亲去世时（公元前111年）他刚满24岁。这比较合乎他在给任安信中“早失父母”的说法。另外，他在同一信中说他“待罪辇毂下（即在京城任职）二十余年”，按他在二十二岁（公元前113年）时，出外游历归来即当上郎中，则到写信时（前91年）正好当了二十二年官，这比较符合信中所说的“二十余年”；而如果生于公元前145年，就应该说 “待罪辇毂下三十余年”了。

游历各地，增加感性知识

司马迁自小聪颖，十岁即诵读先秦古文，二十岁时南游江、淮，曾到过浙江会稽和湖南九疑山寻找禹、舜的遗迹；并畅游齐鲁大地。最后从开封返回长安，任郎中（侍从）之职。他周游各地，除了解风土人情之外，主要是为了实地体验历史。当时秦汉之际的很多遗迹尚在，通过考察，增加了他的感性认识。

遵父遗命，编撰史书

元封元年，汉武帝去泰山封禅，这在当时是件头等大事。他父亲司马谈不知什么原因，被排斥在外，不得从行，滞留在洛阳一带。司马谈因为不能亲身参加这一盛事，心中郁郁寡欢，最后竟在那里一病不起。此时司马迁正好从各地周游回来，他们父子俩在洛阳见了最后一面。

他父亲握着司马迁的手流泪告诉他道：“我死后你必定会继任我的太史职务。你应该是‘始于事（侍奉）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这也是对父母最大的孝。周公是一代圣人（见周公篇），周公之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论《诗》、《书》，作《春秋》，而为学者所崇敬。自孔子以后，又快五百年了，这中间诸侯兼并，兵戎相见，历史记载中断。我作为太史，没有尽到补缺整理的责任，希望你能完成此任务。”司马迁俯首流涕道：“为儿一定谨遵父命，详细编撰史事，不使缺漏。”司马迁自此就将父亲交代的这件大事牢记心头。

奉命修改历法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即司马谈死后三年，司马迁被任命为太史令。太史令为六百石官员，主管天时、星历等，所以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曾奉命与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等共同修改历法，制定了“太初历”。原历法是以十月为岁首，改变为以正月为岁首的新历法，使之更加切合农事。这以后，司马迁就开始遵奉父命，全力编撰《史记》初稿。但十年后，一个突然事件的出现，改变了司马迁的人生轨迹。

受李陵案牵连，被判腐刑

事情缘起于李广的孙子李陵。李陵是苏武的好友（见苏武篇），他自小继承祖父遗风，立志报国。曾以八百骑兵深入匈奴境内二千余里。后来又专门训练了一支五千人的步兵队伍，准备随时杀敌。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他随李广利出征匈奴，李陵单独率五千勇士出居延（今内蒙古境内居延海，因淤塞，已形成两个湖），向北一千余里，以牵制匈奴的兵力。

在行军途中，突然被匈奴的八万大军包围。他努力奋战，边退边战达八天之久，杀伤敌军万余人，自身力量亦损失过半，矢箭全部用尽。但此时距居延边境还有一百余里，救兵又不至，李陵只得投降匈奴。

消息传到长安，大家都谴责李陵不该投降，武帝询问司马迁的意见，司马迁答道：“李陵常奋不顾身以解国家之所急，忠勇可嘉。现在一受挫折，大家就争着毁谤他。李陵以不足五千兵力，与数万敌军相遇，转斗千里，直至矢箭用尽。虽然失败了，但杀伤了万余敌人，亦可向天下人交代了。他所以不死，可能另有图谋，要将功折罪来报答陛下。”武帝认为司马迁是在为李陵的投降行为辩护开脱，将他交付有司，定以欺瞒皇上罪，判处腐刑（即阉刑）。

按汉代律令，本来是可以拿钱赎罪的。但司马迁一介清官，那里有钱赎罪，只得老老实实地受刑。

受刑后任命为中书令

司马迁受刑后，武帝对他恩威并施，任命他为中书令，这是我国第一个“中书令”的官职。其职责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接触皇帝机会较多，所以应该说他在受刑后反而更得到信任，甚至还跟随武帝一起去泰山封禅，这是他父亲梦寐以求的荣耀。

旁白：“中书令”这项工作后来都由宦官担任，权力很大。汉元帝时的宦官弘恭、石显等都是中书令，其权限甚至大于丞相（见萧望之篇）。司马迁的中书令当然不会有那么大权力，武帝大概只是利用他的才华，做些秘书之类的工作。他因已受腐刑，跟太监差不多，更便于在宫中活动。

发愤写完《史记》

汉武帝的“提拔”，没有使司马迁欢欣鼓舞或感恩戴德。相反受腐刑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使他抬不起头，几乎失去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唯一支撑他有活下去勇气的是完成父亲遗愿，忍辱负重，全身心投入《史记》的写作。人在逆境中往往更能发奋图强，作出超常的业绩。司马迁正是在被阉割的巨大耻辱中，竭尽心力，才写出《史记》这样的辉煌巨著。

旁白：历史上也不乏这样的例子：例如，孔子处境困窘而作《春秋》，屈原放逐而赋《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而著《国语》，孙膑足殘而修兵法，曹雪芹穷困潦倒而著《红楼梦》，都可充分说明。

给任安的信表露心迹

司马迁当时的心境，在他给好友益州刺史任安写的复信中表露无遗。他针对任安要他多向皇帝推荐贤士的建议，写了一封直抒胸臆、慷慨激烈的回信。他在信中首先回绝了任安的建议，认为自己被处以腐刑，已经遭人看不起了，如果不自量力，还要提携后进，适足以被人笑话而自取其辱。他认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获刑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即他所以隐忍苟活，是要尽他的“私心”和完成将永远影响后世的《史记》巨著。

旁白：《汉书》全文刊登了这封回信，此信一般称为《答任安书》。任安来信的内容不详，据司马迁在《答任安书》中称：主要是希望司马迁多向皇帝推荐贤士。任安之所以写信要他向皇帝多推荐贤才，也是认为凭他中书令的职位是可以做得到的。

他在信中还提到，他已完成了此书，且称将把此书藏之名山，以传于后世。他的愿望没有落空，到汉昭帝时，政治空气开始松动，他的外孙杨晖才将此书献出，并公之于众。估计是他在死前把这部书交给了女儿，女儿又传给了她的儿子杨晖，最终使这部辉煌巨著得见天日。

旁白：任安不久调任京城的北军总管，因涉及“太子兵变案”而被武帝处死（见江充篇）。大概是在抄任安的家时，抄出了司马迁这封信，随之也牵连了司马迁的再次获罪。

伟大的史册

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余字。内容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十年表、八书和六十九列传。十二个本纪主要是记录帝王的事绩，三十个世家主要是记录诸侯国的兴亡，十个年表是按年记载大事，八个书是记录各项典章制度，六十九个列传则专门叙述各类人物的言行事迹。《史记》成了后代史家修史的范例。《史记》是司马迁与其父亲司马谈两人合著而成，是司马家两代人的心血结晶。

《史记》除个别地方引用了一些神鬼传说外，基本上都是如实撰写。它通俗而不庸俗，事理清楚而不啰嗦，不有意拔高，也不隐瞒过错。它既不同于野史或故事，可信度很高；又不同于官家主持修订的正史，没有太多的顾忌。

它概括了自黄帝至汉武帝各个时期的历史，时间上下达数千年。特别是从黄帝至商代这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除少量出土的甲骨文外，基本上属于文献空白期。只有司马迁的《史记》为我们留下了可贵的历史资料。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物资料表明，《史记》中所述的这段历史资料基本上是可信的。

至于《史记》的文词，它既是一本历史著作，更是一本优秀的文学著作。有人形容它“文词优美，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减一字不能，”堪称是一部卓绝的史诗。所以鲁迅说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他的死亡之谜

司马迁给任安的信肯定是在任安被杀（公元前91年7月）前写给他的（任安被杀原因见下面江充篇），而写信后不久，即在公元前90年司马迁就去世了，中间相隔最多一年。因此，他很可能是受任安案的牵连而被汉武帝处死的。史书上没有载明他的死因，班固的《汉书》一般对名人的死因都有交代，唯独对司马迁虽然赞誉备至，却罕见地绝口不提他的死因，大概是“为尊者讳”，替汉武帝掩盖“杀大贤”之恶名吧。

作者点评：司马迁是一位真正的伟人，他对国家、民族作出的贡献是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但这样一位伟大人物，这样一位为中华民族作出重大贡献的巨人，在生前却被处腐刑，忍辱偷生；而且又在四十五岁壮年之际，不明不白地死去，不禁使人唏嘘不已。

他的书在他死后才逐渐为人所知。至汉宣帝时，他的外孙平通侯杨恽（系汉昭帝时丞相杨敞之子）正式公布了《史记》全书。杨恽后因事被贬，在给友人孙会宗写的信中也辞气怨激，风格宛如其外祖父的《答任安书》。杨恽因不大的事情入狱，本来罪不至死，却因在抄家时搜出这封尚未发出的信。被宣帝视为大逆不道，下令腰斩处死。

以一封信之罪即可判死刑，我联想到司马迁之死，必定也是那封写给任安的信惹了祸。因为任安不久即因牵连太子造反事件而入狱处死，司马迁的信很可能是在查抄任安的家时，被官方搜出。这封“怨气冲天”的信，肯定使汉武帝“龙颜大怒”，已因“巫蛊之祸”和“太子造反”等事件杀红了眼的武帝，将司马迁再度抓捕并于狱中处死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在时间上也非常吻合。不把他公开斩首、灭族，已是不幸中之万幸了。

班固的《汉书》罕见地全文刊载了司马迁和杨恽的信，使得置他和杨恽于死地的这两封信，得以同时流传后世。这两封信大概都是因为抄家时被没收，辗转流入皇家档案库，以后被班固挖掘出来的。祖孙二人的命运，又何其相似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