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能不能假设?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读大学时，我就时常听到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令人吃惊的是，30年过去了，历史学界仍然在讨论这个话题。1995年，李泽厚、刘再复在香港天地出版公司出版《告别革命》一书，提出“中国当年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命题。此后关于“历史能不能假设”的讨论逐渐升温。2004年李泽厚在《读书》第5期发表《思想史的意义》一文，论到“‘假如’史学”的意义，对这场讨论作出了回应。十几年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近代史研究》等专业期刊发表了许多历史学者的文章，讨论这个话题。在整个讨论中，双方各摆各的观点，“分歧很大，看不出有取得一致的迹象来”(房德邻：《评“‘假如’史学”》，载于《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我认为，尽管其间有几篇有一定水准的文章发表，但是双方论证都谈不上充分，争论至今没有结果。
历史能不能假设是一个重大的方法论问题，单纯从历史学的角度可能很难解答。几十年的争论而无结论，也证明了这一点。跳出历史学，换一个角度，或许对这一问题看得更加清楚。当年经济学上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提出就是利用了哲学的研究成果。
假设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自然科学不用说了。而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也离不开假设的研究方法。难道同为社会科学的历史学(尽管对于历史学是不是社会科学仍存争议)真的不能使用假设的研究方法?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作出解答。
现代经济学认为，经济学不仅是研究财富的学问，也是研究人的行为的学问。只要是人的行为，都可以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来研究。而人类的历史不过是人们过去的行为。所以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来研究历史，应该是可行的。并且，经济学有比较强的相对“科学性”，许多理论已经成为公理或定理，具有普适性。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来研究历史，或许会有意外的惊喜。
二、经济学告诉我们，历史是可以假设的
经济学认为，由于资源是稀缺的，人们在做决定时经常处于选择之中，选择A就放弃了B，选择B就放弃了A。选择就意味着放弃，选择与放弃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面。在你放弃的所有选项中，你认为最可惜的那一个就是你的机会成本。如果你博士毕业，你既可以去机关做公务员，还可以留校任教。由于你只有一个身体(资源稀缺)，你只能选择其一。最后如果你选择做公务员，那么留校任教就是你的机会成本。如果你是一家企业，现在只有100万资金(资源稀缺)，如果你选择了A项目，就放弃了B项目，B项目就是你的机会成本。如果你是政府(只有一个政府，还是资源稀缺)，在美苏冷战时代，你选择了一边倒向苏联，就放弃了美国，美国就是你的机会成本；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截然对立的，政府选择了计划经济，也就放弃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你的机会成本。所以人们在选择时必须认真权衡取舍(trade
off)，选择你认为能给你带来最大利益、机会成本最小的选项。机会成本概念的出现被称为经济学思维的一场革命，被曼昆所著的《经济学原理》一书列为经济学的十大原理之一。
经济学假定人都是理性的，假定每个人都会选择收益最大、机会成本最小的选项。既然如此，是不是我们在选择时就不会犯错误呢?
不是这样的。西蒙认为，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信息是不完全的；另一方面，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机会成本不是一个实际的成本(这不同于会计学意义上的成本概念)，它只是人们做出选择时的心理预期。
由于有限理性，人们在选择时对机会成本的判断有可能是不准确的。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以及对信息的掌握越来越全面，往往在作出选择一段时间以后，人们对机会成本才会有更加准确的判断。如果机会成本小于你的选择所带来的收益，那你就选对了；如果机会成本大于你的选择所带来的收益，那你就选错了。人们在选择时会常常犯错误。
历史是由人的选择组成的。经过长时间的沉淀，人们对这些选择的机会成本就会看得更加清楚，对选择的正确与否就会有更加清醒的认识。我们常说的总结历史经验、反思历史，就是对历史上的选择所得收益与机会成本进行比较，就是对历史进行假设的过程。这种假设的意义，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在今天和将来在遇到类似情况时更加聪明地选择，少犯错误。可以这样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这种假设过程中不断成长的，而人类社会也是在这种假设中不断进步和发展的。一句话，历史是可以假设的，是必须假设的。没有了假设，历史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就失去了意义。
因此，在这场争论中有人说的“没有后晦药”的说法，那种“如果假设是出于对既存历史道路的愤恨和忏悔，那是没有价值的”说法，“如果假设的设定，就是为了证明另一条道路的可能性，就宏观实事来说，基本上是徒劳的”说法，以及“还是让我们认真地面对现实，去理解中国走过的道路。无论这个道路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专业历史学者都没必要去忏悔”的说法(以上三说法均见朱宗震：《不要在“假设”上浪费时间》，载于《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都是错误的。只要是选择问题，只要有机会成本，都是可以“愤恨和忏悔”的，都是可以总结和反思的。
三、对历史应该如何假设
从经济学的角度说，历史是可以假设的，但又不能胡乱假设。这里有一个科学的方
法问题。
第一，只有经济学上的选择问题才可以假设。
要比较在选择中所得收益与机会成本的大小，必须首先是个经济学上的选择问题，要有机会成本产生。选择与放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选择就意味着放弃，有选择才有放弃，才会有机会成本。机会成本的产生总是与选择相伴而生，在你没有选择的时候，是不会有机会成本的。举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有些年轻人时常抱怨自己出生的家庭不好，而实际上出生的家庭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自己无法选择的，在这个问题上每个人都没有机会成本，抱怨和后悔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在对历史进行假设时，首先看他是不是一个选择问题。如果不是一个选择问题，就不会有机会成本产生，也就没有假设的意义。儿子8岁时曾经问我：“抗日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用原子弹呢?”我就是从机会成本的角度给他解释的(孩子未入学就已经理解了机会成本概念)。这显然不是一个选择问题，也没有机会成本产生。张绪山、赵淑玉在《科学思维方式与历史研究的“假设”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从“时代错乱性”角度也举过原子弹的例子。该文还从“时代错乱性”角度批评过一个说法。他们说，前些年的历史研究和教学，在分析古代中国农民起义和战争失败的原因时，总要加上“由于没有先进生产力，得不到先进政党的领导”这一句。现在，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就会更清楚：农民起义者是没有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政党可以选择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机会成本，所以不必为此而后悔。这样总结历史毫无意义。
“历史不可假设”论者说，历史是不可假设的。比如，你不能假没中国的身边不出现日本，不能假设鸦片战争提早三百年，不能假设日本侵略中国时恰逢康乾盛世……没错，是不能这样假设，因为这些都是人们无法选择的，它们都不是经济学上说的选择问题。没有选择就没有机会成本，所以就没有假设的意义。然而，在人类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事情除了自然因素，都是人的选择。只要是选择问题，就可以假设，就可以后悔，就可以总结。
第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胡适先生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它同样适用于历史学的研究。在科学研究中，“大胆假设”是前提，只有大胆假没，才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才能提出科研问题；“小心求证”是保证，只有小心求证，才能保证成果的科学性。二者是创新精神与求实态度的统。
1999年10月22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曹大为的《历史研究不应拒绝假设》所举的美国的新经济史学派的例子可谓经济史研究中“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典范，对论证历史可以假设这个命题很有说服力。福格尔写的《铁道与美国经济的增长》一书，假设1890年美国没有铁路，在通过对国民收入复杂的统计推理之后，得出了铁路在美国经济中未起到决定作用的结论。福格尔和恩格尔曼合著的《苦难的时代——奴隶制的政治经济学》，则研究了假设不发动解放黑人奴隶的南北战争，奴隶制延续到1890年的情况。作者对1860-1890年棉花价格和产量增长率、奴隶生活费变动率以及奴隶价格增长率等有关资料进行了长达数千小时的汁算机计算，认为当时的奴隶制危机不是经济危机，而是社会平等和道德问题。该书在史学界引起极大震动，获美国历史研究最高荣誉——班克洛夫特奖。福格尔本人也因对新经济史研究的贡献而获得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还是在上述文章中，曹先生引用了一段众所周知的伟人语录来说明历史可以假设。伟人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本段语录只是伟人的一个大胆假设，可是伟人本人并没有论证。几十年来曾经有许多历史学家试图千方百计论证这个命题，可是我所见到的这些所谓的论证大多大而空洞，没有看到令人信服的论据(比如数据与计算等等)。只有“大胆假设”，没有“小心求证”，目前我们还不能把它作为科学的结论。
第三，对历史不能像文学艺术那样去假设。
常言说：“文史不分家。”然而，文就是文，史就是史，他们有着不同的价值追求。文学艺术有多种价值追求，可以求真，可以求善，可以求美。为了求美，可以不求真。然而，历史研究的唯一价值追求就是求真、求实(这也是我们说历史学属于社会科学的主要依据)。这恐怕是文与史的最大区别。文学艺术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大胆假设。没有艺术家的大胆假设，就没有《星球大战》、《阿凡达》、《2012》；没有罗贯中的大胆假设，就没有《三国演义》这样的经典文学作品……在小说中，你可以假设我们1944年我们就造出了原子弹，把日本鬼子炸回了老家，让中国人民过把瘾。但是你研究历史就不能这样。历史的假设必须遵循上边说的两条：首先看它是不是个选择问题，有没有机会成本；然后，如果是个选择问题，可以大胆假设，但必须小心求证。在有着“文史不分家”传统的国度，强渊一下文与史的区别还是很有必要的。
四、关于李泽厚、刘再复的命题
这里只做简单论述。
让我们首先看看李泽厚、刘再复“中国当年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很多”的假设有没有意义，也就是看看它是不是经济学上的选择问题。
让我们回到20世纪初的中国。那时候清王朝腐朽衰落，制度落后，备受列强欺凌，人民水深火热。改变现状成为精英阶层的共识。然而如何改变现状?国内逐渐形成了革命派和改良派，并且革命派最终占了上风，抛弃了改良。先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后又革命不断。这样，中国人选择了革命，机会成本是改良。这显然是经济学上的选择问题。既然是选择问题，就可以比较收益与机会成本的大小，就可以反思与后悔，就可以假设。l00年过去了，人们的认识水平应该提高了不少，信息掌握更加充分全面，总结一下历史经验教训用以指导我们的现实和未来，是很有必要的。因此李和刘的假设是有意义的。
让我们再看看李和刘对这个命题的“求证”。
专门从网上找到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一书，并读了相关章节。李和刘主要是从革命的危害和改良的好处来论证这个命题的。作者从法国革命到中国革命(包括辛亥革命以及后来的一系列革命)，从英国君主立宪到中国的改良主义，“求证”自己提出的命题。当然，他们的论证不一定十分充分。毕竟，在20世纪初的中国搞革命好还是搞改良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这需要更多的学者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在这场关于“历史能不能假设”的大讨论中，除了有些学者在文中涉及李和刘的命题，很少有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今年(2011年)恰逢辛亥革命100周年，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逐渐趋热，期待学者就这个问题有一个更“小心”的、严谨的、更充分的“求证”。
五、社会科学研究迫切需要创新
由于工作的原因，跟社会科学各科的学者基本都有接触，有时也读一些各学科的文章，于是便有了比较。我们常常感叹我国经济学研究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感叹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但是如果看看其他一些社会科学研究，比如历史学、政治学、哲学，他们的问题或许更加严重，主要表现是研究方法和理沦陈旧，盲目排外，排斥其他学科，时有扣帽子现象，把学术讨论意识形态化等等。许多学者的研究方法仍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水平上。在这场关于“历史能不能假设”大讨论中，除了几篇可圈点的文章，大部分文章大而空洞，逻辑性不强，论证不到位。中国经济学研究问题多多，但是已经找到了目标和方向，而某些社会科学的研究似乎仍然是汪洋中的一条船，不知道该划向何方。
记得曾有“帝国主义者”提出，能不能建立统一的社会科学。我的感觉是非常难。或许是由于惯性，或许是由于利益，也或许是由于某些学者的素质，许多学科的学者画地为牢，自己不愿冲出去，或者冲不出去，也不让其他人进来，地盘意识严重。但是科学的力量最终是谁也挡不住的。某个学科的许多难题，如果用另一个学科的方法和理论或许就迎刃而解。现代经济学不仅研究财富，而且把整个人的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如果要建立统一的社会科学，只有经济学有这个能力。能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我们看到，经济学者跨学科的研究越来越多，取得了卓著成果。最近几年的经济学诺奖得主几乎全部是跨学科研究的学者。期待社会科学界，特别是经济学界有更多创新研究!
(原载《经济学家茶座》2011.2，作者系山东人民出版社编审，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合作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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